政治與電影的關係是密不可分,但近年香港出現的電影出現了一個十分離譜的現象,就是為了政治而政治,衍生抽水之嫌。從近期的《那夜凌晨》與陶傑執導的《愛.尋.謎》都有政治的訴求,從別人的解讀與某些電影對白也看到電影人的盲點與未能把電影藝術與社會的關係緊扣,陳果的電影提到普選,提到香港不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就忽然被解讀為「香港不再是我們的家」,陶傑的電影事先聲明與政治有關,奈何眼高手低,電影裡的人物的政治訴求似乎沒有如實的反映出來。
除了這兩部電影外,有新導演與短片導演也走進了政治的誤區,其中鮮浪潮比賽的《七一生日不快樂》就是當中的俵俵者,一對情侶隨便走上街頭,看著他們把兒女私情放在遊行當中,到底是談情還是抗爭呢?抗爭少不免的是青年之火,而這部電影有的是你愛我,我不愛你,對香港未來又有什麼寄望?而新晉導演何康的《末日派對》(2013)更是慘不忍睹的一部電影,同年出道的女導演劉韻文總算是交了一個中港矛盾的寫實故事,而《末日派對》當中所描寫的遊行示威場面,有真有假,但說到底看不到火氣,有的只是讓一些社會題材出現,只是限於出現,而沒有思考與反省。劉韻文的《過界》雖然是立場上有所傾斜,但起碼反映了雙非嬰兒的現實,跨境生育的現象。
時勢做電影,電影做時勢是鐵一般的事實,拿許鞍華的「天水圍二部曲」作例子吧。同樣都是反映社會的邊緣人,電影講到家庭暴力、天水圍城的都市面貌。電影某程度上要做到的不是抒發心裡面的怨氣,而是要做到消化,如何看待問題與反映問題。何康的《末日派對》之所以失敗最主要是有名無實,政治議題在片裡沒有發揮到它的功用,套在人物身上也是空白。莫講話人物的描寫所其的鬆散,相信連導演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不是不支持香港電影,而是很多時候香港電影只是看到當時的社會時興什麼議題就一窩蜂拍攝,猜想他們是不是害怕被人罵「討厭政治」,《末日派對》裡的確出現了很多社會議題,例如是洗腦教育、雷曼事件、還有立法會選舉等等,但人物對待眾多事件的態度卻是蒼白。與其要拍一部無力的電影,倒不如思考一下應不應該拍電影,還有是反省一下為何要有這部片。
同時這類「偽政治電影」竟然在香港社會得到了認同,報章雜誌日復日的介紹紅VAN的政治隱喻,那怕是一兩句的對白也被捧上神桌之上。到底是香港人在看電影的智慧低還是我們的城市對待電影就是如此的膚淺。這裡不是討厭電影有政治元素,同樣也有一些電影做得比較完善,例如是杜琪峰的《黑社會》,為了政治而政治令到香港電影變得突兀,彷似只有語出驚人才有果效,與其要追求觀眾對政治的認同,倒不如先搞到文本創作。新導演又好,老導演也好,行動與消化也是最重要的,否則再多的怨氣、再多的憤怒也只會是憤怒,而沒有任何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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