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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0日 星期一

走向世界的《仁多瑪》一馬背上的可持續發展與人文價值

  籌備六年,一段原先與大公司合作的素材最終成為紀錄片《仁多瑪》(Ritoma)(2018)。過去幾年楊紫燁算是多產的紀錄片導演,題材多元化,關心愛滋病童、關心年青人、亦關心內地環境的轉變。《仁多瑪》(2018)是一部關注藏人面對環境與社會變化的作品。在中國有些村落成為國際聞名的地方,如淘寶村讓農村變成個體户,村民脫貧致富。仁多瑪,位於甘南地區,隱藏在大山之中有一個世界品牌一諾樂(Norlha),專買牦牛的產品、例如是衣物、飾品、家品,亦有芝士業務與民宿業務(Norden),產品價值不太商宜。製作產品的是在工作坊工作的百多名工人親手製造。諾樂特別之處在於創辦人是藏人與美國的混血兒德清,2004年她與母親在山上成立工作坊,與藏人建立關係,落地生根而互惠互利的國際品牌,其中包括Hermes、YSL等奢侈品牌。Norlha的意思在藏語有「神賜的禮物」的意思。




  首先,《仁多瑪》因時長問題,內容上拼拼湊湊要關心太多議題,例如是草原上的籃球隊、殘疾兒童的聰慧與要面對的問題、草原女孩子以籃球作為興趣帶出女性抬頭的力量、同時亦要講述到諾樂如何以社企角色授人以漁,達至社區的可持續發展。而拍攝的時間並不是很多,藏人比較保守不願對外談話,再加上導演在藏區也不方便拍攝,所以取材較為零碎。縱然紀錄片有先天的缺陷,德清成就地區的故事、紀錄片外的故事或許比影片精彩,紀錄片的成功在於獨特的題材,外國人拍攝藏區亦屬稀有的片種。通過《仁多瑪》我們可以了解一下一個地方靜靜的改變,看一下在發展洪流下不太一樣的城市村落如何聚沙成塔,迎來共同富裕的小康路。


《仁多瑪》一從零開始到世界作坊

   先講導演如何發掘仁多瑪村,據《紐約時報》的訪問導演與西門子公司當時有合作,要以電力與可持續發展為題材而找到諾樂。後來西門子並沒採用到原先的素材,而德清的媽媽跟公司協商,於是有了一個11分鐘的版本放到網上平台,講述諾樂的創立目的與工作,成為了《仁多瑪》的前傳與原始影像。後來導演再去到當地再對片子增加素材而達到現時的最後定稿。

諾樂創辦人德清

  在《仁多瑪》裡最主要呈現非關替企業做宣傳,影片只是大意提了一下德清與媽媽作為美國人在當地做什麼,而這篇文章的作用是填補影片在內容上的空白與幕後故事。德清是諾樂的推手,大學畢業後她感受到不知往何處,在大學主修電影與攝影,在媽媽的慫恿下就一個人背上攝影機出發尋根,並按媽媽的要求尋找牦牛的毛(Yak wool)製成紡織品。當時一個二十三歲的女孩子,人生路不熟下要在當地找居民支持社企計劃相當困難,在當地一段日子後交了男朋友並開始與土地連繫起來。由最初向牧民收集牛毛到招請工人,由三十個到七十個再到現在有百多個員工,不但改善了牧民的生計,也讓品牌提升至國際層面,達至共同富裕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除此之外,讓婦女有所依,亦在當地成立了籃球隊與當地人建立社區友善的環境,亦開闊他們的世界,同時對德清來說也成為了她的個人事業與人生的小成就,對她最重要的是這份有意義的工作找到心裡的滿足。


                                                                (楊導為西門子拍的11分鐘片段)


新舊生活模式vs男女價值的改變

  《仁多瑪》描繪的是圍繞村子的生活,除了工場作坊,現代牧民面對環境生活的轉變,同時亦面對全球化打開接觸的窗口,比如說影片一開始拍攝的籃球隊。諾樂的建立不但改變了山區的生產模式,更提供了語言班、電腦課給予青年藏民,而籃球隊亦是公餘建立的隊伍以興趣凝聚牧民與周邊的友好,比較有趣的是透過關係邀請到前美國名大學校隊的前教練教牧民打球。在當地更設立了聯賽,請喇嘛隊、美國人、甘肅大學打友賽,同時亦建立了女子分部與開始了殘疾人的賽事。片中的牧民在山區看電視接觸NBA,與美國大學前校隊打球與交流,即使不同語言也阻隔不了對籃球的熱愛,這就是地球村內的普世價值,運動世界的大同。據諾樂在2018年的消息,前NBA選手也光臨到仁多瑪村,可謂是夢想成真。


   男子籃球的興起,也影響著女孩子的生活起變化,過往生活在禮教傳統下,女孩子的難以選擇讀書與選擇做想做的事,可能一輩子困在家裡等出嫁。現在她們可以選擇工作,亦可以學習打籃球。縱然成績與實力不及男子,至少鼓勵了她們接觸其它事物,強身健體,培養興趣。諾樂並不是一間只為賺錢的公司,而是默默推動改變與體現個人價值,選擇與土地共生,選擇以員工為朋友與伙伴。對打工仔來說,諾樂是一間友善的工作環境,上班時上班,下班也可一起消遣,而公司亦投入支持,有商有量。而在國內諾樂與德清的故事亦登上了央視的節目,而當地的牧民更有機會成為國際時尚品牌的平面廣告主角。





  過去牧民的生活比較刻苦與古板,諾樂的建立不是要改變他們的生活,而是提供助人自助的選擇。例如一個家庭裡長兄能接手家族作為牧民的使命,次子就可以過別的生活,有別的職業可從。又例如為了謀生,村民要外出打地盤工,如今可以在附近工作。對婦女來說從事牧民的生活平日要三時起床,未日出就要打理動物,在她們的世界就是相夫教子與大自然共生,過漂泊的日子。工作坊的出現提供了對未來、對生活的選項,例如作坊聘請的婦女包括離婚的婦人與不希望接手家族的年輕男人,以改善他們的生活。同時,作坊亦與牧民有交易,例如是採購原材料上,因此社企可以做到從原材料到成品,一站式的垂直生產鏈。不需要大幅度改變他者的生活與傳統作業,而做到分工的作用。最初牧民不習慣朝九晚五與月薪制的生活,而現在他們比較有紀律。


  如今居民的生活得以現代化,藏區也可以很新潮,迎合現代與都市人的需求。例如網上搜尋他們的民宿,相當有特式與摩登,更擴大其產業鏈,發展生態旅遊業。在甘南地區自成一閣,牧民脫貧、過溫飽與可持續發展的生活,讓下一代有較好的條件與有選擇地過有尊嚴的生活。諾樂的經營手法亦默默影響牧民,他們組織商會作交流與貿易,擴大區內與其它地區的周邊發展。


  仁多瑪村的除了是地域經濟上、人文活動上的變化外,在如何推動社區平等和諧亦悄悄起了變化。在零碎的片段裡紀錄到一段,有一個殘疾的藏族小女孩Lhamo跟德清的女兒一起學英語,女孩子的父母要接受女兒是殘疾人,而現在通過教育、通過發展與社會大眾的協助,女兒有希望走出大山,走自己的人生。而通過外籍老師的鼓勵下,小女孩自信樂觀,接受自己與學會愛自己,西方教育體現出個人價值。在片尾提到Lhamo開始打籃球,當地組織起輪椅籃球聯賽。德清的女兒與Lhamo都精通兩文三語,是特別與聰明的孩子,二人份屬好友。據導演所講,通過美國的關係為Lhamo找來了一部適合在山區使用的輪椅,在當地體現的傷健共融。Lhamo的笑臉與自信在中式教育下是無法展現出來的,從她一出世就注定了要做殘疾人,但現在她也可以成為有用的人,她的視野亦比其它孩子更廣。


                                 

  楊紫燁的身份特殊,一個香港人,擁有美籍華人的身份,曾住內地,關心大中華的題材。過去關心中國的題材大多數是陰暗面較多,導演有兩度參與奧斯卡的經驗,在《仇崗衛士》是一個環保的議題,亦有關心愛滋病童的題材與公益廣告。楊導是一個特別的導演,香港的紀錄片甚少關注內地,一沙一世界,而《仁多瑪》與過去的中國議題片也不同,當地人擁有富足、自由的生活與自然環境共生,相對是稀有的題材。礙於片長與局限性,所拍攝的內容變得較為表面,紀錄片也抓不住一個點講故事,只有從大環境講到一個地方的轉變,而轉變都是好的面向,至於牧民家庭的環境就被忽略,呈現的視野難免狹窄。有一點不變的是楊導對孩子的關心,在大多數有關孩子的題材也帶著人文關愛之情,是善意的。《仁多瑪》不算是什麼大作,但它提醒了觀眾要快樂過日子,投入生活,過簡單的生活,德清由最初的女孩子到找到目標,排除萬難,克服語言障礙到定居仁多瑪,找到心間的樂土,孩子與其它藏民一起成長,這種兩小無猜,社區互助的生活,相當令人響往。




2013年5月22日 星期三

《海豚灣》(The Cove)原著中譯本面世

紀錄片《海豚灣》(The Cove)榮獲2010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最近相關原著的中譯本面世,書藉名為《血色海灣:海豚的微笑 是自然界最大的謊言》,很長的書名,而香港的書店也入了一定數量的書籍,並且首批的書當中會加送DVD一隻,欲購從速。當然,我們認識一部作品並不是貪小便宜的,但是無可否認的是書再加上DVD的價格實在太便宜。從電影的內容上也實在太有警世與研究的價值,對於我們來說有助開啟眼界,從而認識更多海洋保育的資訊與人類的暴行。在香港就有一個自詡保衛海洋生態的海洋公園,但實際上據Richard O' Barry所說這種囚禁海豚的行為是不負責任,而且是很自私的。Richard O' Barry曾經是一位訓練海豚的過來人,如何他是走在戰線上的第一人。他與海豚之間的感情是難以否定的,愛之深,但看到他們的生活習性被破壞,很大程度上是來至人類的自私行為,牠們的存在並不是為了人類的快樂,牠們存在是因為牠們存在。
                  

當講到這部電影不得不提多年前寫過一篇很稚嫩的文章《改變世界.從小我入手--記觀影The Cove(海豚灣)》,各位讀者可以一看。關於這部電影,實在有太多心裡話想分享,這部電影看了兩次,第一次是在電腦上,並寫下了上面的文。第二次是因為抽中了《號外》的戲飛,終於可以在大屏幕中觀賞,奈何觀眾都不願留到最後,錯過了片尾的片段。筆者再寫下了一篇文章再看《海豚灣》,分享感受。三年過去,筆者依然被這部電影感動,深刻的反思,其實香港人很多時候都覺得一些議題與自己無關,但是小至食飯都是有關的,每年香港的板長壽司都會到日本築地競投藍鰭吞拿魚,據知目前全球的魚產量都已經大減,頻危物種被捕捉,然而有些人卻覺得事不關己,享受著眼前的一塊肉。我們可以做的是杯葛這些食肆,筆者從板長開業至今都沒有光顧過一次,推己及人是我們可以做的一件事。你的小我如何,就成就世界將會如何,只要你肯做就可以感染身邊的人。

《海豚灣》的魔力是在於人類與動物均是可以共存的,然而嗜血的人類偏要破壞生態鏈。日本太地町視捕鯨與捕豚為他們的傳統,這種的行為變成一股的產業,然而食用豚肉其實是對人體有害的。諷刺的是當地是視海豚為親屬,周街都是吉祥物的地方,但想不到的是那裡竟然是牠們的墓誌銘。電影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拍攝,潛入不可能進入的地方,甚至被當地人阻撓拍攝,Richard O'Barry更成為了不受當地人歡迎的人物。當地政府更欺騙民眾,企圖在學生的餐單上加入豚肉。這部紀錄片的影響力之大,也改善了當地的議會。但就改變不了海豚的命運,即使在影片播出後,太地町的名臭名遠播之外,他們的行為仍然是持續的,根本就無法改變那些人的習性。所以目前需要的是更多的人,更多的小我去了解、關心與支持,認識什麼是人與動物的共存,認識海洋生物,而不是當牠們是玩物,觀賞過就算。他們與人類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廢話少說,誠意推介給大家,有買趁手。


2013年5月9日 星期四

騙中騙的《騙地謊言》(Promised Land)


 吉斯雲頓的新作在柏林影展中獲得評委會主席王家衛先生的美言,而當不少觀影看過此片之後,有感到是過譽。每個人都有一雙獨特的電影眼,每種意見都是一種功課,功過留給日後的歷史作判斷。對吉斯雲頓最深印象的莫過於殘酷青春與初戀的描寫,青春的愛與痕,躁動與遺憾透過他獨特的風格處理添上了一份苦澀的味道。而當看到他的新作《騙地謊言》,聚焦的是美國土地的處理問題,是很本土色彩的。當然,作為海外的觀眾要切身明白當地的城鄉差異是有困難的,或者我們可以從自己的地方作為引伸到電影之中所發生的事,這樣看起來相對會有共鳴得多。 
   
   發展,保育,成為了香港近幾年來的一個課題,有些年青人主動參與其中,他們與村民本來不相識,但透過運動把他們連繫在一起。先後有菜園村,有今日的新界東北地區發展。香港的大財團被揭發早在十多年前在新界地區圈地,謀求得到更大的利益。在一個聽證會上,曾經聽過居民說到被黑道中人威脅,包括殺害村民的小狗與燒毀別人的房屋。《騙地謊言》在世界上每個角落都正在發生,有網友提到內地的情況也是合適的,每當國家要舉辦什麼大盛事的時候,就要迫走當地的居民。單是北京奧運就有多少個胡同被拆掉,廣州亞運同樣也遇到這個情況。發展是硬道理?實在不敢苟同,但站在環保的角度裡電影中有趣的橋段是原來所謂的環保人士也只是自編自導的謊言。 
   
   站在居民的角度裡,借用黎明金句「手掌又是肉,手背也是肉」。該信任誰?到頭來靠的只有自己,一顆愛一個地方的心。在戲中天然氣開發商由麥迪文飾演的STEVE強調自己不是壞人,於是可以用「上班論」來論斷其中的責任。就如警察無理的打壓和平示威的小市民一樣,不理三七二十一任胡椒噴霧飛,然後有人用「打份工啫」為理由為惡警辨護。同樣麥迪文的角色用較低的收購價壓詐當地的人,為公司賺取了利潤,他的良心到底是何在?在工作上難免會有道德上的問題,但個人可以選擇做還是不做,還應當有個人意志的。又正如他與他的助手SUE用金錢賄賂他人作掩口費,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真是黑暗。 
   
   天然氣開發商與環保份子都是最佳演員,苦了一群不知所措的居民。面對社會不斷的進步,留在小鎮的人大致上是比較無助的人,也有一些是樂意享受田野生活的人。在鄉間有人得到平靜,有人因為走不出城市而被迫留在鄉間。當有一日有人告訴你賣掉手頭的土地就有一筆巨額,相信有些人會立即為了利益而出賣其它人的利益,但也不能一一的怪責他們。是因為生活,為了下一代有更好的教育與醫療。人類的自私某程度上是關於愛。主角的家鄉自大工廠遷離後就一沉不起令他產生了想法,在新時代只有科技可以改善生活,而不是留守在即將廢棄的村落當中。戲裡的人都面對著這個問題,對自己身處的土地感到質疑與有所的想法。他們該何去何從,他們都有自己要考量的事。 
                        
   離開與留下,都是令人矛盾的選擇,誠如好人與壞人的面目都是難以識別一樣。環保的旗號看似是正義無私的,但有些人卻利用別人的善心、恐懼去欺詐別人。在電影中有兩層的騙案,而這兩層的騙案之中交集,形成了騙中騙的故事,它是荒謬的、是無奈的、是很美國式的結局。奈何電影對信任、對批判環保事業與財團之間是欠缺了深入的討論與展示,只是很粗疏的帶出土地的爭奪戰,欠了鮮明度,甚至是有一種平白的叙述,只是把當地人的生活在表面上交代了出來,但整體要面對的問題所花費的片段也不多。反而電影把應該要處理的重心放在了愛情方面,故意要展示出「對立」的雙方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爭奪戰。奈何,作為觀眾想看到的是《騙地謊言》是如何的「圓謊」,而不是自行的承認。 
   
   《騙地謊言》並不是吉斯雲頓的上佳之作,但作為影迷與麥迪文的粉絲的還可以追看。至少還會在電影裡面有所得著,對於香港人真正的「騙地謊言」比比皆是,從地產商、市區重建到開發新土地,我們需要的是群眾的覺醒,重奪我們的話語權,一石捲起千重浪。 
   
  文/Dorothy

2013年4月27日 星期六

仇崗衛士(The Warriors of Qiugang):為了下一代 就要牽頭




先後在過去兩星期的《週六放送》介紹了兩部楊紫燁的紀錄片,這次所介紹的作品是之前關注愛滋病議題的不同。在《潁州的孩子》在奧斯卡獲獎過後,楊紫燁再次有機會參與奧斯卡的提名。《仇崗衛士》(The Warriors of Qiugang)獲得2011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的提名,影片曾於第三十五屆香港國際電影節中放映。與前者的拍攝地方一樣,都是紀錄安徽省內所發生的一些事,紀錄一些亳不起眼的小人物。這次選材再不局限在愛滋病當中,反而是直視環境保護的問題。

農民張功利是很普通的一個人,他沒有權利選擇化工廠興建在何地,他只是知道自從化工廠遷入後所排放的污染物是如何的污染了土地,他看到身邊的鄰居感染上癌症,並不希望看到下一代遭到如此的惡果,與村裡面的人合組一起對抗有關當局,並進行上訪,讓媒體與群眾注視環境污染的問題。仇崗村的例子與抗爭看似是冰山一角的事,但卻起了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運用媒體、非政府組織的影響力是可以有一點的議價能力,彷如一場大衛擊到歌利亞的故事。
           
在他們的抗爭過程中多次遇上暴力事件與黑道勢力的入侵,更甚的是政府漠視他們的需要,置他們的健康於不顧。整個抗爭歷時多年,到最後化工廠雖然是搬走了,但留下來的化學物並沒有得到清理,在影片的最後提出了三個沒有解答的問題。環保的問題在中國屢屢出現,廈門的PX事件,烏坎村的賣地(後演化成民主抗爭)、海豐興建核電廠的事件,都與環保有密切的關係。政策上的變化又經常性的改變,法規並沒有嚴格的守護,條例有如空談。再加上村代表又與工廠有利益的關係,根本無人理會化工物品會不會害人。

仇崗村的村民面對這個情況,必須要絕地反擊,所影響的不只是下一代與自身的健康,還有土壤。他們明白單靠抗議示威是沒有用的,反而動用媒體也有一點用處,其中一單新聞是當地的四十個小五學生不約而同的在作文中寫到污染這回事。漸漸開始有記者對此事深入調查,而化工廠也願意與他們交談。到最後化工廠是遠離了民居,但深怕只會影響別的人。《仇崗衛士》令人想起了東莞,近年內地的省市收緊環保政策,讓一些排出未經處理污染物的工廠就予以停業,要求他們更新設施。有些工廠因成本問題,寧願到別的地區重新的設廠也得要避開處理問題,例如是牛仔褲的染布廠。而工廠所排放的重金屬物質有機會污染到農地,是會影響到人類的食品鏈。然而,村民卻沒有能力搬走,他們只有在那裡繼續生活。而本片也主要突出張功利的行動,他的無所懼怕,沒有染上中國人「眼不見為乾淨」,「明知有問題都不會解決」的通病。

張功利特別講到他並不是想做英雄,遇到有問題不對就要發聲是應該的,中國政府在很多的事情上都只懂用暴力去打壓群眾,而導演在拍攝上並沒有要把某某人英雄化,也沒有特別的渲染暴力事件,只是很平實的把改變的過程記下來。說這部片子雖是冰山一角,但最重要是當地人的雄起爭取自己的權益。無論是世界上的那一個地方,都需要向暴政、向非人治的政策說不。並不如愛港力的發言人陳淨心所言「都是為了錢」,將心比己,不公義的事情實在太多,很多事情也並非用錢就可以解決,但錢可以賄賂人叫他們不要發聲。那是違背了正義的本質。

關心中國、關心環保議題的,可以參詳一下這部紀錄片,並認識一下這位現居北京的美藉華人女導演。本博也盡量搜尋網上資源,並加以的介紹。如有侵權問題,敬請原諒。

2013年4月18日 星期四

有一種藝術源自於內觀


電影是藝術媒介的一種,它是集合聲、畫、形體,集編、導、演於一身的媒介。它可以創造藝術,開創流派,比如是寫實、是傾向玩風格與攝影的調度,它更可以反映藝術世界的一面,為世人帶來反思、傳遞某種信息,更可以把藝術帶到去觀眾的眼前。香港的其中一個錄像團體影行者以「以藝術還於人民,把人民還於藝術」為宗旨,對於我們這群城市人大部份都是傾向功利主義的,父母一輩認為藝術只是興趣上的培養,並不會希望子女從事有關藝術的工作與追求。更有些人認為觀賞藝術表現只是停留在餘興節目之列,其實都變相是忽略了藝術的發展與滋長。有時候難怪香港一直被外地人與本地人批評為「文化沙漠」,關於藝術,個人認為是不應該有什麼的定義,與政治一樣,藝術是無處不在的,也是無分富或貧、黑與白、攣與直、男或女的,藝術就是存活在人的身體裡面。

Lucy Walker是一位在外國的電影節獲得不少獎項與提名的女性紀錄片導演,最近一次獲得提名是2012年憑著《海嘯與櫻花》(The Tsunami and the Cherry Blossom)獲得奧斯卡最佳短片的八強資格。而這次要介紹的紀錄片《荒原藝術》(Waste Land)與另一部由意大利著名導演塔維安尼兄弟執導的《凱撒必須死》(Cesare deve morire)都是一部從中慢慢讓觀眾看見藝術在進行的紀錄片作品,特別是後者不獨是紀錄片,只是有劇情元素的電影。這兩部電影的共通點就是不是開宗明義的跟你談藝術是如何界定,不是跟你談技法,而是帶出藝術如何走進人的心靈,成為他們的一部份。                                              
《荒原藝術》是2011年奧斯卡的最佳紀錄長片的提名之一,主要是從巴西籍的藝術家Vik Muniz走進里約熱內盧的堆田區,進行一個為期兩年藝術計畫開始。Vik出生於當地的中下階層家庭,在偶然的機會下讓他成為世界級的藝術家,而他在進行這個計劃的時候了解了當地人拾荒為生的故事,並邀請他們參與他的創作當中。正如Vik所言,是那些拾荒者改變了他的看法,並不是單純地他改變了他們。這些拾荒者一直被當地社會忽視,他們都是低下的一群,有些人在年幼的時候,十來歲就開始這種生活。而參與這些工作的女性都是要支撐起整頭家,家裡的男人不本事,女人就要靠自己雙手搵食。而他們當中有些人為自己所做的工作感到無比的驕傲,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靠勞動過活,並不是做些犯法的事情。影片呈現了堆田區生活的側影,更重要的是帶出了一個環保的問題,就是平日丟棄的東西中,部份並不是垃圾,而是可回收物。

                                           

拾荒者有如螻蟻在浩翰的垃圾場中找尋合適回收的物品,每日平均可賺取20至25美元左右,從頃盤而下的垃圾堆裡搜尋可用的物件,在城市以外,他們是卑微的,但同時他們每個人心裡都有個願望,有人想脫離這種被視為看不起的生活,也有人樂於做下去。Vik的計畫是透過他們從堆田區所收拾回來的物件,拼湊成屬於他們的樣貌。參與者沒想到自己的樣子會成為現代博物館裡的展品,更想不到有機會帶到世界上藝術品拍賣市場。從前他們的認為自己是個普通人,但透過藝術他們有了新的生活,更有了自己的主張。藝術世界之美,不在於有多漂亮的外貌,但在乎人如何發現它的樂趣,或許這就是一種來至內觀的美。
                                                    
至於《凱撒必須死》既是一套紀錄片,同樣是一套劇情片,發生在意大利的一所監獄裡面。囚犯犯了事被剝奪了自由,但自由卻找他們來。最近,在新聞片段上得悉香港的監獄同樣有類似用藝術助更生的計劃,把藝術帶進他們的生活,從中發現自我,肯定自我的價值。說實話,用藝術治療一詞並不怎樣的恰當,皆因他們都是沒有病的,反而用藝術更生會更好。在
片中的囚犯都是犯了重罪的人,他們透過選角、排練、一手一腳搭建屬於自己的舞台,到有人到監獄專情看他們的表演。片中的亮點是最後的一句話「當我開始認識藝術,監獄成了真正的監獄。」真是聽起來有點無奈,藝術的世界是自由、廣闊、包容的,然而監獄就是要服從,失去自由。戲劇是自由的,外面的世界也是,但每天他們都要回到屬於自己幾呎的房間裡,這種被囚禁的督不再是自由,而是強制。
                       

塔維安尼兄弟憑著《凱撒必須死》奪得柏林影展的金熊獎,而他們最想表達的是無論他們犯了什麼事,是什麼身份,他們都是「人」,好讓我們思考一下「人」的本質是什麼。

「人」與「藝術」的關係密不可分,縱然兩部電影的處境不同、想要表達的觀點卻是一樣,就是發現藝術無處不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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