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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0日 星期一

走向世界的《仁多瑪》一馬背上的可持續發展與人文價值

  籌備六年,一段原先與大公司合作的素材最終成為紀錄片《仁多瑪》(Ritoma)(2018)。過去幾年楊紫燁算是多產的紀錄片導演,題材多元化,關心愛滋病童、關心年青人、亦關心內地環境的轉變。《仁多瑪》(2018)是一部關注藏人面對環境與社會變化的作品。在中國有些村落成為國際聞名的地方,如淘寶村讓農村變成個體户,村民脫貧致富。仁多瑪,位於甘南地區,隱藏在大山之中有一個世界品牌一諾樂(Norlha),專買牦牛的產品、例如是衣物、飾品、家品,亦有芝士業務與民宿業務(Norden),產品價值不太商宜。製作產品的是在工作坊工作的百多名工人親手製造。諾樂特別之處在於創辦人是藏人與美國的混血兒德清,2004年她與母親在山上成立工作坊,與藏人建立關係,落地生根而互惠互利的國際品牌,其中包括Hermes、YSL等奢侈品牌。Norlha的意思在藏語有「神賜的禮物」的意思。




  首先,《仁多瑪》因時長問題,內容上拼拼湊湊要關心太多議題,例如是草原上的籃球隊、殘疾兒童的聰慧與要面對的問題、草原女孩子以籃球作為興趣帶出女性抬頭的力量、同時亦要講述到諾樂如何以社企角色授人以漁,達至社區的可持續發展。而拍攝的時間並不是很多,藏人比較保守不願對外談話,再加上導演在藏區也不方便拍攝,所以取材較為零碎。縱然紀錄片有先天的缺陷,德清成就地區的故事、紀錄片外的故事或許比影片精彩,紀錄片的成功在於獨特的題材,外國人拍攝藏區亦屬稀有的片種。通過《仁多瑪》我們可以了解一下一個地方靜靜的改變,看一下在發展洪流下不太一樣的城市村落如何聚沙成塔,迎來共同富裕的小康路。


《仁多瑪》一從零開始到世界作坊

   先講導演如何發掘仁多瑪村,據《紐約時報》的訪問導演與西門子公司當時有合作,要以電力與可持續發展為題材而找到諾樂。後來西門子並沒採用到原先的素材,而德清的媽媽跟公司協商,於是有了一個11分鐘的版本放到網上平台,講述諾樂的創立目的與工作,成為了《仁多瑪》的前傳與原始影像。後來導演再去到當地再對片子增加素材而達到現時的最後定稿。

諾樂創辦人德清

  在《仁多瑪》裡最主要呈現非關替企業做宣傳,影片只是大意提了一下德清與媽媽作為美國人在當地做什麼,而這篇文章的作用是填補影片在內容上的空白與幕後故事。德清是諾樂的推手,大學畢業後她感受到不知往何處,在大學主修電影與攝影,在媽媽的慫恿下就一個人背上攝影機出發尋根,並按媽媽的要求尋找牦牛的毛(Yak wool)製成紡織品。當時一個二十三歲的女孩子,人生路不熟下要在當地找居民支持社企計劃相當困難,在當地一段日子後交了男朋友並開始與土地連繫起來。由最初向牧民收集牛毛到招請工人,由三十個到七十個再到現在有百多個員工,不但改善了牧民的生計,也讓品牌提升至國際層面,達至共同富裕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除此之外,讓婦女有所依,亦在當地成立了籃球隊與當地人建立社區友善的環境,亦開闊他們的世界,同時對德清來說也成為了她的個人事業與人生的小成就,對她最重要的是這份有意義的工作找到心裡的滿足。


                                                                (楊導為西門子拍的11分鐘片段)


新舊生活模式vs男女價值的改變

  《仁多瑪》描繪的是圍繞村子的生活,除了工場作坊,現代牧民面對環境生活的轉變,同時亦面對全球化打開接觸的窗口,比如說影片一開始拍攝的籃球隊。諾樂的建立不但改變了山區的生產模式,更提供了語言班、電腦課給予青年藏民,而籃球隊亦是公餘建立的隊伍以興趣凝聚牧民與周邊的友好,比較有趣的是透過關係邀請到前美國名大學校隊的前教練教牧民打球。在當地更設立了聯賽,請喇嘛隊、美國人、甘肅大學打友賽,同時亦建立了女子分部與開始了殘疾人的賽事。片中的牧民在山區看電視接觸NBA,與美國大學前校隊打球與交流,即使不同語言也阻隔不了對籃球的熱愛,這就是地球村內的普世價值,運動世界的大同。據諾樂在2018年的消息,前NBA選手也光臨到仁多瑪村,可謂是夢想成真。


   男子籃球的興起,也影響著女孩子的生活起變化,過往生活在禮教傳統下,女孩子的難以選擇讀書與選擇做想做的事,可能一輩子困在家裡等出嫁。現在她們可以選擇工作,亦可以學習打籃球。縱然成績與實力不及男子,至少鼓勵了她們接觸其它事物,強身健體,培養興趣。諾樂並不是一間只為賺錢的公司,而是默默推動改變與體現個人價值,選擇與土地共生,選擇以員工為朋友與伙伴。對打工仔來說,諾樂是一間友善的工作環境,上班時上班,下班也可一起消遣,而公司亦投入支持,有商有量。而在國內諾樂與德清的故事亦登上了央視的節目,而當地的牧民更有機會成為國際時尚品牌的平面廣告主角。





  過去牧民的生活比較刻苦與古板,諾樂的建立不是要改變他們的生活,而是提供助人自助的選擇。例如一個家庭裡長兄能接手家族作為牧民的使命,次子就可以過別的生活,有別的職業可從。又例如為了謀生,村民要外出打地盤工,如今可以在附近工作。對婦女來說從事牧民的生活平日要三時起床,未日出就要打理動物,在她們的世界就是相夫教子與大自然共生,過漂泊的日子。工作坊的出現提供了對未來、對生活的選項,例如作坊聘請的婦女包括離婚的婦人與不希望接手家族的年輕男人,以改善他們的生活。同時,作坊亦與牧民有交易,例如是採購原材料上,因此社企可以做到從原材料到成品,一站式的垂直生產鏈。不需要大幅度改變他者的生活與傳統作業,而做到分工的作用。最初牧民不習慣朝九晚五與月薪制的生活,而現在他們比較有紀律。


  如今居民的生活得以現代化,藏區也可以很新潮,迎合現代與都市人的需求。例如網上搜尋他們的民宿,相當有特式與摩登,更擴大其產業鏈,發展生態旅遊業。在甘南地區自成一閣,牧民脫貧、過溫飽與可持續發展的生活,讓下一代有較好的條件與有選擇地過有尊嚴的生活。諾樂的經營手法亦默默影響牧民,他們組織商會作交流與貿易,擴大區內與其它地區的周邊發展。


  仁多瑪村的除了是地域經濟上、人文活動上的變化外,在如何推動社區平等和諧亦悄悄起了變化。在零碎的片段裡紀錄到一段,有一個殘疾的藏族小女孩Lhamo跟德清的女兒一起學英語,女孩子的父母要接受女兒是殘疾人,而現在通過教育、通過發展與社會大眾的協助,女兒有希望走出大山,走自己的人生。而通過外籍老師的鼓勵下,小女孩自信樂觀,接受自己與學會愛自己,西方教育體現出個人價值。在片尾提到Lhamo開始打籃球,當地組織起輪椅籃球聯賽。德清的女兒與Lhamo都精通兩文三語,是特別與聰明的孩子,二人份屬好友。據導演所講,通過美國的關係為Lhamo找來了一部適合在山區使用的輪椅,在當地體現的傷健共融。Lhamo的笑臉與自信在中式教育下是無法展現出來的,從她一出世就注定了要做殘疾人,但現在她也可以成為有用的人,她的視野亦比其它孩子更廣。


                                 

  楊紫燁的身份特殊,一個香港人,擁有美籍華人的身份,曾住內地,關心大中華的題材。過去關心中國的題材大多數是陰暗面較多,導演有兩度參與奧斯卡的經驗,在《仇崗衛士》是一個環保的議題,亦有關心愛滋病童的題材與公益廣告。楊導是一個特別的導演,香港的紀錄片甚少關注內地,一沙一世界,而《仁多瑪》與過去的中國議題片也不同,當地人擁有富足、自由的生活與自然環境共生,相對是稀有的題材。礙於片長與局限性,所拍攝的內容變得較為表面,紀錄片也抓不住一個點講故事,只有從大環境講到一個地方的轉變,而轉變都是好的面向,至於牧民家庭的環境就被忽略,呈現的視野難免狹窄。有一點不變的是楊導對孩子的關心,在大多數有關孩子的題材也帶著人文關愛之情,是善意的。《仁多瑪》不算是什麼大作,但它提醒了觀眾要快樂過日子,投入生活,過簡單的生活,德清由最初的女孩子到找到目標,排除萬難,克服語言障礙到定居仁多瑪,找到心間的樂土,孩子與其它藏民一起成長,這種兩小無猜,社區互助的生活,相當令人響往。




2021年8月24日 星期二

美麗世界的孤兒一談楊紫燁《潁州的孩子》與《回訪》

印象中已經是第三次看楊紫燁(Ruby Yang)的《潁州的孩子》(2006),這次再看有機會看到《回訪》(Revisited)與聽聽導演談當時拍片的點滴,再重新寫一篇文章補充。(不堪入目的舊文回顧請按超連結)。今年奧斯卡有一部最佳紀錄短片提名作品拍攝與紀錄香港在19年的事,在民間與官方都引起了反響,民間樂見影片的出現,希望世界看到香港,而官方則想盡辦法譴責與屏蔽奧斯卡。近幾年奧斯卡出現政治化現象,由種族、政治表態、甚至到世界各地的話題作,奧斯卡的未來要體現什麼價值,多多少少都有動搖。不過奧斯卡落選亦不代表電影沒份量,也不用灰心。對香港人來說,那部外國人短片提到香港有助他們認識紀錄片,除了成龍與《臥虎藏龍》的美指葉錦添與攝影師鮑德熹外,香港亦有奧斯卡得獎者,而且是冷門的紀錄短片,《潁州的孩子》在2007年拿下小金人,後來楊導的《仇崗衛士》亦入圍了2011年的紀錄短片提名。



  近十年,楊紫燁回流香港定居北京,積極為香港培養紀錄片人才,包括成立紀錄片的組織,推動發展,而她的作品關心邊緣弱勢社群,亦包括歷史、中國元素,部份與公益/社企有關。她成立的影視機構名為倡愛,相當有意思,單是愛滋病題材的紀錄片就有幾部。姚明的公益廣告、同志愛滋感染的影像《彼岸浮生》、大學生的女病患者《朱力亞的故事》,這些紀錄片屬於官方與半官方組織。而《潁州的孩子》與那些不同的是,它是一部暗陰面與悄悄地進行的計劃。在2004年左右她認識了研究愛滋病的專家何大一教授,於是透過當中的關係認識到阜愛(協助愛滋病童的民間組織)的主事人張穎,跟隨他們到安徽潁州拍攝,導演透露原本她希望到河南拍攝(賣血而染愛滋的重災省份),但因政治問題而無法動身,轉移至鄰近蔓延的城市,當時社會與國際只知道河南有大量愛滋病病人群體,而不知道安徽也有部份,所以順理成章揭發了事件。


  最初認識中國愛滋病、河南賣血源於高耀潔教授是中國防愛第一人,何謂「中國醫生」,不需要拍什麼大電影歌頌,真正的中國醫生是仁心仁術為人民服務。當醫生也要維權,而高齡的高醫生在晚年被整肅而流亡海外,是一件諷刺的事。而高醫生曾經獲領導人接見也有如此對待。如今,講到愛滋病童的《潁州的孩子》在網絡上也成了禁詞,只會見到國家有多進步,有多少資源,但從來也沒有探討問題的成因與懲治相關人士。為什麼賣血的人會染上愛滋病?就是為了加快賣血者的身體恢復,把紅血球輸回到他們身上而共用針頭。每一次賣血,他們會得到五十元與一些雞蛋糕作回報,在農村這是最快賺到錢的方法。


為孩子付出的隱形人

  這次再看紀錄片補充了張穎這個人與阜愛組織的資料,是個不可多得的人物。本來張穎是個外交大學畢業的小妮子,與丈夫結婚,在當地是個小富婆,不愁衣食。2003年,美國的大學教授在阜陽做田野考察,期間需要懂英語的人就找上了她。其實外國人在中國一直做某些工作,現在外國人的身份多了一重猜疑,有些外國人在中國領養孤兒。而張穎認識到愛滋病童亦是因為孤兒的緣故,任楠楠是她遇到的第一個孩子,當時第一眼見到她時生了疱疹。在紀錄片看到的楠楠當時已十多歲,很害羞寡言。正因為與外國團隊發現了楠楠,能夠借助外國的幫助而供應兒童用藥給她,楠楠是個幸運的孩子。


                                          


  在片中對張穎的採訪與工作片段並不多,但私下她對孩子有如再生父母。其中一位孩子高俊是愛滋病童,祖母去世,父母也走了,家裡的長輩不願意收留他。輾轉高俊去到寄養家庭,本來生活稍稍轉好,可是病情加劇而再起變化。影片要在外國面世就要用上孩子悲慘的故事,不是為了煽情,而是令到當事人減少制度上遇到的麻煩,所以沒有深究在成因與出於義憤,而影片也沒有提到張穎在婚姻與家庭生活上的犧牲。她就是無名英雄,在2013年拍攝的《回訪》,阜愛已經成立十年,在《潁州的孩子》裡出現的孩子生活上也有明顯的改善,楠楠、高俊、黃家三姊弟仍然在組織裡做義工與受養。從影片面世,張穎與組織也出現變化,一來組織得到國家的支持與表揚,但組織仍然欠經費,二來是組織受到更多的求助,例如在門口會有棄嬰。三來與當地幹部的溝通亦跟以往有所不同,關係由以往信任到略有猜忌的。紀錄片一方面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但面世後同樣面對政權的制肘,看紀錄片也沒分好壞,而是建立對世界構建的維度,拍片也不能夠拯救世界,對導演來說她說花了一整年時間剪輯,面對自己的情緒亦是煎熬,而在日後楊導的電影視角中亦十分關心小孩的成長,而私下亦有繼續關心拍攝的對象。


《回訪》:從《潁州的孩子》面世到恍眼成長

   《潁州的孩子》裡高俊的經歷最為坎坷,一來是居無定所,二是村裡的小孩子都不願意跟他玩,從影片開始他的表情、動作也是不安,欠安全感與關心,例如驅趕小動物與經常說要揍人。看著他像人球被踢來踢去,家族沒人願意接收小孩。黃家三位孩子在鏡頭講述在學校如何被排擠,要發奮圖強不讓別人看小,楠楠的大家姐因為妹妹的情況而離家出走不認妹,二家姐不敢向夫家坦白妹妹的病情。原先楠楠再沒有親人照顧,但不幸中的大幸是說服了叔叔收養她,叔叔最初因為害怕染病與無知而不願意照顧她。影片隨著高俊的流離失所而結束,而當看到2013年拍攝的《回訪》由陰暗的氛圍,氣氛180度改變,可謂是跳脫的觀影之旅。


  拍攝《回訪》源於阜愛成立十週年,導演回到當地看到組織的轉變,此時組織有了固定的地點亦收養了幾位病童寄養,其中一位就是高俊。經過幾年的事情,居無定所,終於安定下來,而他的臉上終於有孩子應有的笑容。黃家三姐弟讀大學與出身了,爭口氣了。而楠楠有了丈夫更生下沒感染到愛滋病病毒的孩子。表面上大家生活條件也改善了,而暗裡亦仍然存有陰暗面,楠楠丈夫在愛情路上亦有掙扎,但戰勝了恐懼,但家人不太知道楠楠的背景。而黃家三姐弟的同學也不太清楚他們的事情,有愛滋病這回事變成了不問不聞不說。至少,他們病情可控下可以存活很多年亦可創造自己的未來。看到孩子恍眼成長,多多少少會有想像中間的事,組織的轉變,國家的轉變,連帶命運的轉變,紀錄著人生無常與不確定性。導演沒可能作長時間紀錄這些孩子,《回訪》就如是賺到的續集,對導演與團隊所講最開心的不是電影有沒有得獎,而是孩子的變化,變得更好。或者有一日,我們會聽到他們不需要再隱暪病情的消息。



  別哭 親愛的人

我們要堅強 我們要微笑

因為無論我們怎樣

我們永遠都是這美麗世界的孤兒



  最後引用汪峰的歌詞《美麗世界的孤兒》來寄語大家,寄語孩子,生命無常,要堅強要活得對得住自己,不枉此生。



《回訪》




2013年4月27日 星期六

仇崗衛士(The Warriors of Qiugang):為了下一代 就要牽頭




先後在過去兩星期的《週六放送》介紹了兩部楊紫燁的紀錄片,這次所介紹的作品是之前關注愛滋病議題的不同。在《潁州的孩子》在奧斯卡獲獎過後,楊紫燁再次有機會參與奧斯卡的提名。《仇崗衛士》(The Warriors of Qiugang)獲得2011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的提名,影片曾於第三十五屆香港國際電影節中放映。與前者的拍攝地方一樣,都是紀錄安徽省內所發生的一些事,紀錄一些亳不起眼的小人物。這次選材再不局限在愛滋病當中,反而是直視環境保護的問題。

農民張功利是很普通的一個人,他沒有權利選擇化工廠興建在何地,他只是知道自從化工廠遷入後所排放的污染物是如何的污染了土地,他看到身邊的鄰居感染上癌症,並不希望看到下一代遭到如此的惡果,與村裡面的人合組一起對抗有關當局,並進行上訪,讓媒體與群眾注視環境污染的問題。仇崗村的例子與抗爭看似是冰山一角的事,但卻起了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運用媒體、非政府組織的影響力是可以有一點的議價能力,彷如一場大衛擊到歌利亞的故事。
           
在他們的抗爭過程中多次遇上暴力事件與黑道勢力的入侵,更甚的是政府漠視他們的需要,置他們的健康於不顧。整個抗爭歷時多年,到最後化工廠雖然是搬走了,但留下來的化學物並沒有得到清理,在影片的最後提出了三個沒有解答的問題。環保的問題在中國屢屢出現,廈門的PX事件,烏坎村的賣地(後演化成民主抗爭)、海豐興建核電廠的事件,都與環保有密切的關係。政策上的變化又經常性的改變,法規並沒有嚴格的守護,條例有如空談。再加上村代表又與工廠有利益的關係,根本無人理會化工物品會不會害人。

仇崗村的村民面對這個情況,必須要絕地反擊,所影響的不只是下一代與自身的健康,還有土壤。他們明白單靠抗議示威是沒有用的,反而動用媒體也有一點用處,其中一單新聞是當地的四十個小五學生不約而同的在作文中寫到污染這回事。漸漸開始有記者對此事深入調查,而化工廠也願意與他們交談。到最後化工廠是遠離了民居,但深怕只會影響別的人。《仇崗衛士》令人想起了東莞,近年內地的省市收緊環保政策,讓一些排出未經處理污染物的工廠就予以停業,要求他們更新設施。有些工廠因成本問題,寧願到別的地區重新的設廠也得要避開處理問題,例如是牛仔褲的染布廠。而工廠所排放的重金屬物質有機會污染到農地,是會影響到人類的食品鏈。然而,村民卻沒有能力搬走,他們只有在那裡繼續生活。而本片也主要突出張功利的行動,他的無所懼怕,沒有染上中國人「眼不見為乾淨」,「明知有問題都不會解決」的通病。

張功利特別講到他並不是想做英雄,遇到有問題不對就要發聲是應該的,中國政府在很多的事情上都只懂用暴力去打壓群眾,而導演在拍攝上並沒有要把某某人英雄化,也沒有特別的渲染暴力事件,只是很平實的把改變的過程記下來。說這部片子雖是冰山一角,但最重要是當地人的雄起爭取自己的權益。無論是世界上的那一個地方,都需要向暴政、向非人治的政策說不。並不如愛港力的發言人陳淨心所言「都是為了錢」,將心比己,不公義的事情實在太多,很多事情也並非用錢就可以解決,但錢可以賄賂人叫他們不要發聲。那是違背了正義的本質。

關心中國、關心環保議題的,可以參詳一下這部紀錄片,並認識一下這位現居北京的美藉華人女導演。本博也盡量搜尋網上資源,並加以的介紹。如有侵權問題,敬請原諒。

2013年4月20日 星期六

《潁州的孩子》(The 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那些花兒.在哭了


要談楊紫燁的紀錄片豈可不談獲獎的《潁州的孩子》,這部片曾在2006年的第七十九屆奧斯卡頒獎禮上獲得最佳紀錄短片,也是愛滋三部曲的第二部。《Julia's Story》是描述中國第一位出櫃的女愛滋病人,而《潁州的孩子》就是聚焦安徽的貧困農村。這一些的愛滋孩童所居住的村落都是聚集在河南與安徽一帶。孩童的父母都因為賣血而感染愛滋病,無奈的是透過母嬰傳染把病留給了孩子。


這些孩子一出生就要飽受歧視,他們的家人都離他們而去,四歲的高峻在外婆去世後,沒有親友願意收留他,原因是害怕自己的孩子被其他的孩子杯葛。任楠楠的大姐不敢把小妹的病告訴給丈夫,原因是她害怕失去這位愛人。患病的孩子各有他們的所思所感,都是身不由己的。他們的出生更是沒有錯的,為何社會上、甚至是家庭都要把他們拒絕其中?在中國推動愛滋病共融仍然需要較長的時間,除了透過教育之外,還要做好對病人的支援。片中的「阜.愛」是一個非政府組織,他們協助這些沒人理會的孩子,打開他們的心扉。

楊紫燁透過鏡頭向觀眾呈現中國愛滋病童的苦況,也順帶出家庭觀念是如何阻礙這些孩子的發展。從《潁州的孩子》再到趙亮、顧長衛導演的《在一起》,看到的是社會欠缺的是教育與接觸,也建議讀者可以找《在一起》聯同來看,在《在一起》裡頭,看到起初小鑫的父親在生活的細節中要隔離孩子,只因怕他會感染自己。到後來他們終於坐在一起吃飯,而不忌諱「接觸」時,小鑫哭了。是的,他們需要的是大家對他們沒有歧視,他們需要在生活方方面面上接受他們,而不是懼怕。尤其是這些孩子都是一出生就染病了,他們要安慰、要關懷,他們也有生存在世的作用。

《潁州的孩子》,的確是一部很值得看的短片,那些孩子本應是國家的未來,國家的棟樑,他們出生、患病都不是他們來到世界上的原罪,原罪是在於人的貪婪,不法的份子為了讓賣血者的身體更快復原,硬把紅血球再輸給賣血的人,結果釀成了一個個家庭的悲劇。這些孩子年幼就失去了父母,孤苦無依,令人痛心。

孩子就好比花兒,他們也有活著的憑證,有病也可以走自己的路,這才是真正紀錄片賦予的意義。

2013年4月13日 星期六

《Julia 's Story》:愛滋不可怕.人心最可怕


美籍華人女導演楊紫燁(Ruby Yang)憑著《潁州的孩子》奪得第七十九屆奧斯卡的最佳紀錄短片,替華人爭光。《潁州的孩子》最主要是紀錄中國安徽愛滋村的兒童。未來幾週《週六放送》這個欄目盡可能為大家播送楊紫燁的紀錄片,看她如何紀錄現代中國,無論是關心愛滋病議題還是環境問題,讓我們直視當代中國現存的社會問題。

關於中國的愛滋病議題,第一時間就想到楊紫燁這位導演。在2003年她與監制成立了Chang Ai Media Project試圖把愛滋病議題帶到中國,並拍攝了總共三部的作品,而這裡的《Julia's Story》、《潁州的孩子》與後來拍攝的《彼岸浮生》都是屬於這個系列的。

《Julia's Story》是一部在2005年拍攝的作品,內容是圍繞愛滋病感染者JULIA(化名朱力亞)在面對愛滋病上遇到的難題,首先是從校方對她作出隔離,其次是她後來才知道情郎是有意存心欺騙她,到後來她願意坦誠出櫃,向媒體透露自己是HIV帶菌者。這部片或者不能夠徹底改變中國愛滋病病人的生活狀況,但讓我們看到一旦他們確診感染就有機會受到社會上不同程度上的「歧視」,而往往這種歧視是源於恐懼與誤解。

JULIA在影片裡道出她的苦處,身不由己的被隔離,到她走出陰霾,縱使她不願意給父母親知道,但至少她能走出社會,重投學業。而她參與拍攝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希望改變愛滋病人的誤解,並宣傳預防的重要性。能令她有如此改變的是她有機會到河南的愛滋村看到那些小朋友的情況。而片中某些論述的情節也是相當的荒謬,例如是學校通知她得了愛滋病,並要把她立刻的隔離,不准許她上學,甚至是給她兩個選擇,一是退學,一是休學。

在三十分鐘的短片裡,跨時也相當長,內容也得豐富,但未夠細緻,只能大致上交代她面對的問題。在中國人社會始終是封建的,在面對這樣的事情,人們都感到羞恥,認為是對方濫交才會引起疾病,但其實像朱力亞這類大學生同樣也有染上疾病的機會。而影片就是借朱力亞的親身說法,勉勵病友勇於面對生活。

朱力亞的故事也許就是冰山一角,但在潛在的感染人口中,愛滋病人不但要面對自己、面對家人、更要面對社會對他們的歧視。他們某些人失業,某些小孩得不到學習的機會,《Julia's Story》是一部讓我們先了解中國愛滋病病人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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