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電影節趕及四月「暑假」的尾班車,一到五月學校開學面授就有學生輕生。過去幾年社會事件再加上疫情,學生要在家全天候上網課,成人要Work From Home,每個家庭都有他們難念的經。如家裡環境對學習的影響、網絡的問題、在家上課也一樣有默書,上課要學生開webcam觀察、增加了家長、老師與學生的壓力。再加上疫情下的停課、網課與實體課的交雜。現在可以恢復面授課是對各方面也有好處。在疫情下的網課對雙職家長是挑戰,有一段時間補習托管被逼關閉,在疫下有不少行業裁員,有調查指香港人的抑鬱指數不亞於19年的水平。到了開學面授,有部份學校更立即考試,是學童自殺的因素之一。
在電影裡用上歌曲《Shall We Talk》,是一首很有意思,孩童只盼望歡樂,大人只知道期望,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體恤對方。經常都有人比較一代不如一代,包括父母的一代,甚至有生仔要考牌的討論。上一代的父母不理解情緒病是什麼的一回事,這幾年香港人的情緒普遍也不太好,很容易忽略了自己的需要,無論是那個年齡層也需要被關心的,也需要溫柔與善意陪伴。儘管這部電影直白,有不足但感受到誠意與意義的,可惜除了影展外未能與外界見面。又或者香港電影界可以思考下如何令香港人排解情緒,轉化成內在方面的修行而面對荒謬世界。在這個時候看到這部電影是一碗雞湯。電影格局無須大,小品也可溫暖人心,不需要過份買慘,一家人在一起有愛、相互理解就已經是窩心。
值得一提的是戲中的插曲用上獨立音樂人黃靖的出道作《You are everything I do》,很多年前去過他的音樂會與街頭busking,是位暖男,這首歌我個人也很喜歡。然後是影像團隊的動畫,表達了光仔對太空的寄託與童言無忌。要讚的還有鮑姐與光仔(黃梓樂飾)演技出色,黃梓樂在電視與電影是目前曝光率高的童星。要成人面對生死教育也不容易釋懷,在疫下有九千多人死了,城市彌漫哀愁,《留聲》不只是兒童電影,對成年人亦有體會。除了情緒議題外,生死議題、家庭教育、也反映出香港社會的一角,對雙職家長的支援不夠、老一輩要照顧小孩。在裡面,光仔的故事是他也是你和我,港式地道的兒童成長故事。
電影是導演私密的家庭電影,將自己家事搬上大銀幕不是新鮮事,加拿大導演Sarah Polley的紀錄片《Stories We Tell》(2013)角逐奧斯卡紀錄片提名就拍攝自己的身世,父母另有其人。將家事化名,轉換角色作文本創作,有助抽離,再加上另一位編劇李冰的合作,才有姊妹間的火花與電影需要的元素,增加戲劇元素,將戲劇效果結合。《美國女孩》的穩打穩紮來至長鏡頭的運用,特別是母女爭執的場口,在美式餐廳一段的長鏡頭帶著孩子入座,由遠處的客人透視餐廳的格調,實現了兩位女兒的願望。電影鏡頭與演員保持距離,不煽情、不需特寫、不去誇大窺探別人的內心,是令人舒服的電影。
在電影下半部,子念做完手術要面對造口人身份,起初一定是不接受,感覺羞恥。先說子念在網上認識了一位自稱做手術沒後遺症的女士,女士鼓勵他做手術,結果發現是美麗的謊言,原來對方也是造口人。美麗謊也是謊,只是有人願意粉飾太平,若不是這一點希望可能子念不會做手術,他做手術到頭來是為了生存,為了得到男友的愛,亦想與世界對話。但一下子手術後一切也沒有,沒有性愛快感與刺激,對男同志來說失去性的樂趣,同時在男人的世界性也很重要,變相是性與愛的殘疾。當他與醫生說Give me back my anus時,他已經注定不能愛,手術是不可逆轉,只有選擇死與生存。
導演分享到一段是林耀聲在電影煞科時突然怒吼Give me back my anus,對於男同志來說是沉重的。在電影末段主角在造口人社區認識到同病相憐的人,都算是安慰。在香港原來造口人不算是殘疾人,沒法拿政府的社會福利,有些人日常如常上班,中途也會因排便而感到尷尬,縱然不是要爭取福利,《造口人》的拍攝的確讓外界知道是什麼一回事,讓病患有自信過生活。當經歷了手術,康復,子念重拾起相機開個展,就是自我的證明。電影不是勵志電影,不是要煽情去講道理,而是呈現一個人高高低低的情緒狀態。
林耀聲的魅力演出
林耀聲在《烈日當空》被發掘出道後,在一些電影與劇集客串,直到《點五步》(2016),主演過幾部不太出名的電影。在一集港台節目《沒有牆的世界》中他與李靖筠分別飾演高智能自閉症人士早已令人留下深刻印象,《點五步》的投手少年唔聲唔聲嚇人一驚,到了《造口人》亦有令人吃驚的英語,When I need”突“ You,尷尬。電影無可否認是有不足之處,但一個英語不怎樣的演員成功完成一部電影,對他的壓力是極大的,劇組更為他準備了英語老師也算關懷備至,亦可包容的。為了演出這個角色,他在生活中體驗造口人的生活,可見他的投入,演出過後一度無法抽離角色,把角色與自身混為一體,相當壓抑。從中可以看到他對角色的重視程度,加上赤裸演出與有大膽的性愛情節,這種挑戰自我的意味,為電影的不足抓回不少眼球與分數。林耀聲對角色的投入讓他有半年的低潮期,走不出角色,可見他的心思與準備。再者同志片十分冷門,這部電影在戲院有限度上映亦不會回本,年輕演員敢挑戰自我,勇氣可加。這絕對是林耀聲從影生涯的代表作,由《點五步》被發掘再到小眾電影,只要有心發掘香港其實尚有不少年輕演員。
媒體是雙刃劍,喜歡這類電影探討人性,探討眼前事物的真偽,由宇子反對上司的看法試圖抓住真相,但是上司可以隨時改變報導的方針。媒體可以污名化死者、受害者、家人,同時可以讚美、鼓勵推動社會進步。從介入到參與,拍攝紀錄片也是看到人生百態與無奈,電影以女記者為視角同時也帶出了女性如何看性侵、霸凌的角度,她的細膩、與受害人的相感應與方便照應,是可信任的對象,有趣的是日本近年的新聞題材片也是以女性為主角,例如森達也拍攝的紀錄片《I-Documentary of the Journalist》對照藤井道人的《新聞記者》(2019),兩者都是以日本記者望月衣塑子為原型採訪、拍攝。以新聞題材的電影在日本不太缺,是在於角度與取材,在戲中不是講述有多鍥而不捨、堅毅、而是越界去參與與介入別人的人生,旁觀他人之痛,亦同時自己也感受其中。《由宇子的天秤》則以心理角度、邊緣的社會與女性的堅強與無助帶出故事,同時這是部小本的獨立製作,除了劇情稍長外,大致上是成熟的作品。
現在歐美、台灣出現大量同志片,不是要抄襲別人,但在寫劇本、寫成長故事不乏取材之作,在香港女同片、甚至是成長青春片最主要是中年人寫自己的年代與故事,像是懷緬舊時多於創造未來。這不是單純是這部片的問題,而是香港電影的通病。個人希望電影取得成功而未來不論女同志還是男同志,都有人願意關心性小眾的議題,例如千禧年後的香港同志運動的發展,2005年開始有同志遊行,每年也有國際不再恐同日,近幾年有pinkdot的活動都可以記錄在香港的電影當中。如金棕櫚獎的《Blue is the warmest colour》,導演也不是同志,但他描寫兩個女孩的相遇,一起去同志遊行、拍拖生活,最後也有遺憾收場但交代到屬個人原因,至少兩位女主角接受自己的身份與所愛,而不是選擇與社會脫軌、事不關己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