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像獎後偶爾看到一個新聞節目用「新新浪潮」來形容以「本土」為主題的電影，剛好黃進的《一念無明》與陳志發的《點五步》都是以香港的環境、邊緣人、歷史為題材，也剛好的是這兩位導演都是二十出頭未到三字頭的青年人。但要用「新新浪潮」去形容與標籤似乎是帶著膚淺的一面，又或者是開題目的人不太了解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電影新浪潮而濫用了「新浪潮」之名，實際上是虛無的，在香港電影的學術上也未有足夠的學理基礎。當然，今時今日去吹捧一些東西時都是很廉價的，反正又不會有多少人出來指正的。時間過得很快，早幾年爆發中港矛盾港產片都套上了「本土」之名，色情片說自己是本土，愛情片也本土，愈來愈本土之名被濫用。奈何，現在的「本土」電影卻套上了對政治的不滿、就歸類這批剛畢業的青年人、專拍香港故事的稱為「新新浪潮」似乎要製造狹隘的本土意識與構建單一的電影論述。過去老一輩的影人也拍過不少與香港社會、民生有關的題材，但對「本土」的討論一定不及現在多，也許現在香港人看電影的思考只停留在那種政治正確性而放棄了審美觀。又或者審美是一直沒有建立到的。還有一點是因為導演是青年人、想到當中的誠意所以不忍去指出問題。當然這個問題與上面兩位導演無關，只是一切的標籤都來得太易，觀看近幾年的香港新晉導演就會發現「新新浪潮」對社會政治的控訴基礎是不成立的，而且這批導演普遍也沒有一致性、在題材上也是各走東西的。
電視台認為青年人的電影談政治、談社會就等於「新新浪潮」，同時也有影評人為了寫書貪圖方便而找了十位自覺為「新新浪潮」的導演，如果「新新浪潮」代表本土，代表港產，代表青年，那名單內的到底有多少位早已北上合拍，聚焦本土的題材？事實上青年導演的路也不容易，《一念無明》與《點五步》都是碌盡人情牌、用電影發展基金嬴下比賽的二百萬所拍攝，其中演員與職員不收分文，他們是有代價的。電影的成功是建立在「血肉」的。的確隨著有些老導演，青年人彷彿是多了機會，但他們依賴的最主要是母校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周冠威的《一個複雜故事》(2013)(香港演藝學院)、《點五步》(浸會大學)、《一念無明》(城市大學)，甚至因《烈日當空》(2008)而成名麥曦茵也是因老師的推薦才認識到曾志偉才有第一部電影。不吐不快的是當《一念無名》上映時有一些網民竟然因為曾志偉的政治立場而因人廢言，曾志偉在香港電影提拔後輩方面絕對是一個不可少的人物，他是陳可辛的伯樂。《一念無明》是幸運的，因為麥曦茵的穿針引線有比較著名的演員不收分文，二百萬的資本是絕對請不起他們的。而《點五步》在電影上映後就曾經有劇組人員批評義務工作得不到報酬。當電影圈去表揚新晉導演的同時，獎項與認同的背後是辛酸的。
影圈的新晉導演與往時真正「新浪潮」絕對不同，香港電影新浪潮是源於當時電視界給創作人很多的空間與嘗試，而且這些人多是海歸派，像徐克、許鞍華等等，徐克第一部武俠電影《蝶變》、許鞍華的《投奔怒海》、方育平的《半邊人》、譚家明的《烈火青春》都是不同類型的嘗試，有寫實的、有奇幻的、也有血腥與情色的，比起今天討論的「新新浪潮」裡只是聚焦香港本地政治、社會更多姿多彩與意識大膽，譚家明的《烈火青春》在電車的激情戲份、對日本右翼思想的加入帶著時代與青春的氣息。新浪潮的自主創作只是曇花一現而已，過去幾年香港的確有不少新晉導演，但又有那些人是年青而又自主的？今日電視界已經不再是培養新人的地方，誰會想到無線會再出杜琪峯與韋家輝、《大時代》永不復再。再認真數一下一年裡有多少位年青導演橫空出世？(年紀在三十歲以下，沒有電影圈經驗的。)
近年在「新晉」導演裡名聲最大的黃修平，在拍攝《狂舞派》時已屆中年、《寒戰》的梁樂民、陸劍青、《衝鋒車》的劉浩良、甚至拿過奧斯卡的許誠毅與楊紫燁都不是青年人，前面幾人都是苦候多年等上位的中年人。黃修平一片成名，但《狂舞派》後的作品《哪一天我們會飛》在票房不是一項保證，早在《狂舞派》之前他已經是一位比較有人認識的獨立電影導演，談獨立電影導演還有《大藍湖》的曾翠珊，但他們的首作商業片雖然得獎但也不能反映本土主題的電影就等於新浪潮。所以這個論述是不能建立的，且這群導演中也欠缺對議題的持續性，也只不過是帶有政治控訴與反映了某個社會群體而已。
現在用「新新浪潮」去形容新導演也只不過是自我安慰，但新導演就一定是關心社會，這個情況也不見得是絕對，新導演能像過往帶來新的影像衝擊？拿譚家明為例子，他的電影《雪兒》是比較藝術性的、也是帶有一點色情、但在電影的用色與配搭有個人品味，《烈火青春》原先的想法是與尼采有關的。如果要講與本地議題有關的作品，邱禮濤也是一個值得一提的例子，探討少年犯的《給他們一個機會》、講述性工作者的寫實電影、即使是合拍片許鞍華也有關注老人的《桃姐》、《一念無明》的背景在劏房，早在1992年張之亮有《籠民》。其實與社會有關的議題一直都存在，講精神病患者去行兇的《癲佬正傳》(1986)也是一個例子。近年有不少電影都標榜有政治的隱喻，比如說《選老頂》隱喻特首選舉、《老笠》所謂隱喻香港的命運，但什麼是抽水、是低手的，一目了然。故此，用政治去捆綁電影、去定義電影是相當危險的。
拿2016年新晉導演的數據為例子就知道「新新浪潮」是很虛偽的，這個定義根本並不成立，用不著一碰到青年人就追捧為現象。去年一共有二十五位新晉導演，其中有幾位是電視劇走出來的，分別是文偉鴻《使徒行者》、方俊華《導火新聞線》、羅耀輝《幸福是我》也是電視台出身的。舞台劇編劇司徒慧焯執導同名舞台劇改編的《脫皮爸爸》、黃肇邦與陳梓桓都是拍紀錄片的青年人，分別帶來《伴生》與雨傘運動的片，也有文學家拍相關的題材。總體來說青年人也只是四位左右。當然這不是在指責什麼，但最重要是不要影響與阻礙青年人的成長，還是需要給他們機會。
終究，拍好電影的本源是要歷練，有想法外更需要實行。拿金像獎最佳電影的《樹大招風》為例，三位導演也不再是某個年齡層的青年人，他們是少壯派吧，為了一個劇本磨了多少年？他們幸運的是有銀河映像的支持與培養，有好成績絕不簡單。至於近年的熱話《十年》至多可稱為它是偏鋒一點的作品，也稱不上是什麼一鳴驚人的作品，作品完成度還是不高。《樹大招風》的三位導演由參加鮮浪潮到成名走了起碼十年的路，不過鮮浪潮的作品也是參差不齊的，但總有苗子也當中出現。除了三位外也有《過界》(2013)的劉韻文，電影界有新血畢竟是循環的，但一部電影後如何有第二部、延續性往往更重要。假以時日，或許我們會從這些比賽的得獎者與作品中會產生真正的「新新浪潮」，至少現在還不是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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