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5日 星期二

後記:當黃之鋒也坐牢了,沒有人替我們發聲了?


承上文,與電影無直接關係。想不到看畢電影後的數個月香港發生起天旋地轉的變化,律政司提出東北案與雙學三子的刑期覆核,13+3被送上牢獄。再加上連同梁頌恆與游慧禎外,有四名立法會議員被DQ。其中羅冠聰是一個由「天堂」跌落「地獄」的人。由一個本應月薪十萬還有津貼的議員到成為要坐八個月牢的階下囚。接下來本民前的黃台仰與梁天琦也會因暴動罪而上法庭受審,香港的「政治犯」將會陸續增加。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在回應判決中指出她了解為人母的心情,事實上此舉上訴全是由律政司在上一個任期提出。猶記得黃之鋒曾經講過他坐牢會引起暴動,但事實上沒發生,可謂辜負了一番努力。判決後不乏落井下石的中年人,甚至有政黨中人稱「坐牢會讓人生更有意義」。香港人事實上也有做點事的,唯一慶幸的是城中的「左膠」與「本土」派暫時以大是大非為前題一起組織遊行,是雨傘運動後最多人參與的一次。雨傘運動後在香港人的人心出現變化,抗爭道路上趨向平靜,就連七一遊行也只是數萬人參與。有些昔日參與社運的學生「變節」,只是三年時間香港在傘後又有新的政治面貌。特別是一六年的二月發生「魚旦衝突」有被告甚至選擇流亡,亦有被告被重囚四年。資深的傳媒人禇簡寧在英文報章寫道如果我們稱這些被囚的人為「政治犯」就等同在於不相信香港的法制,就連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亦有相關的觀點。禇批評香港人只懂得叫口號,雖然這是比較親中的觀點但批評不無道理,除了「聲援」、「爭取國際支持」外,其實沒有人可以做到什麼。
 
  面對青年人被送進牢獄,最令人困惑的是我們沒法推翻法院的決定,始終香港是一個相信法治多過人治的社會。的確在「公民抗命」的路上就要承擔一切可能的後果,並不是賣同情的。自這兩單案後將會有更多青年人上法庭,但其實早在這些社運名人身陷囹圄時就有不同政見的人士早就被判監,當時卻因政治立場而受到親疏有別的對待。此舉亦反映出沒有誰比誰更高尚,有些的情況更在囚犯的家屬身上展現出來,為公義到頭來是沒有好結果,經常性聽到「共業」這兩個字也許這真是香港的命運。除了痛心、憤怒外,其實沒有真正可做的事,小市民終歸也要接受,有一份無力感或者依舊吃喝玩樂。雨傘運動得以展開也是靠這些學生領袖的犧牲,然而在運動中出現什麼對BL的想像,抗爭玩膠化,香港人自身也要付上一定的責任。

  現在13+3因不同的議題而坐牢,馮敬恩因衝擊港大校委會而罪成,還有蠔涌炸彈案未有審訊日期。是不應該讓抗爭者白白坐牢的,或者有些人會認為坐牢就有政治犯的光環就可以選舉,但現在香港政府通過法律手段去篩選參選人。黃之鋒此舉坐牢更五年內不能從政,他所屬的政黨香港眾志更要面對失去羅冠聰議席而帶來的資金營運的危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慶幸的是這13+3也有堅定的意志與無愧的心,但真正的英雄是他們各人的家人,並非每一位入獄的都有家人的支持與諒解。前些日子看了馮敬恩父親對兒子與女兒的批評,實在痛心,一個人讀多少書、多少學識也可以是窩囊。但為人父親在兒子落難的時候更多踩幾腳,實為不義。看著13+3的家人守護其子女,更稱是「驕傲」,為人父母的心在媒體外才是心碎,香港法庭的裁決是打壓這一代追求公義的人,他們的手段未必得到許可,但相對是和平。而當日在東北衝擊時黃浩銘更勸示威者不要衝擊。入獄的人與等待入獄的人對香港也是有一定的貢獻,至少身體力行,但除了尊敬外,最實際是行動支持。當看著澳門連轉發風暴訊息也要被控告,香港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一天,而香港的法律的確存在以言入罪。

  在佔領運動期間被捕藏有兒童色情材料的施恆前督察因在網上寫了一些反政府的字眼而收到恐嚇電話。再看看李波為了保護家人而不惜要講大話,更有林榮基事件,銅鑼灣書店、林子健的「離奇」事件或多或少也反映香港並非一個完全安全的地方。從法律的制裁到黑暗的一面,回歸二十年就是要香港人禁聲。

反國教運動過去五年了,當年的中堅林朗彥與黃之鋒已成階下囚


   當黃之鋒坐牢了,我們再不可以依靠任何人發聲,或許阿Q一點、或許如何絕望也不要放棄希望,在13+3入獄後的遊行也在本地政壇反映了一點,就是沒有私怨互相批評的餘地,至少這段時間應該好好幫助政治犯與其家人有正常的生活,各個黨派做好自己份內事,從DQ梁游兩位到DQ四人,中間發生了很多恥笑梁游二人的事,但最終議席不保不至燒到那六個人身上,更引伸至任何黨派的人。在立法會目前的景況下,再加上未來一段時間會有補選,立法會的形勢是不樂觀。如果香港人在各方面也不團結,不分輕重那香港人就是真正毀在自己的手。現在香港的抗爭意識低迷,政府愈是要與市民對抗,就應該讓他們感受一下市民熱切的訴求。


2017年9月3日 星期日

回歸後一代的成長印記:黃之鋒紀錄片回顧香江社運五年起跌

201771日,香港回歸中國二十年。同時也意味新特首林鄭月娥與她一眾的班子上任。回看五年前的71日,學民思潮開始走進大眾的視野當中,一群中學生自發上街要求政府取消當時會在新學年推動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轉眼間,黃之鋒由一個十五歲的少年長大成人,香港社會這幾年有了很大的變化,從前不會有人會提倡港獨、自決、到現在他們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張。梁振英主政五年裡發生了很多抗爭的事,如果說10年的反高鐵是「第四代香港人」80後展示對社會的關心,那這幾年90後的風頭的確更強。從前在香港的中學生誰會有種冒上被學校記過、被家長譴責的風險罷課?這一群九十後是有種的。黃之鋒為代表的學民思潮代表回歸後一代成長的青年人,這一代人是Z世代,生於社交網絡之中,過去社會運動動員也跟以往不再一樣,通過他們朋輩的傳播群組,相互的影響而集結,從一間學校成立反國教的關注組遍地開花。五年,發生的事實在太多,坊間對黃之鋒的批評好壞參半,但批評的背後也帶出青年人對政治還是處理得未盡完善。五年,一個初心要守護下一代免洗腦教育的小伙子漸漸成為社會運動的中堅,雨傘運動他帶頭犧牲自己而被警方拘捕,要在高等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當他在「臭格」出來時,世界已經變天了。群眾佔領街道,警方發射催淚彈與威嚇用橡膠子彈驅散市民。五年,學民思潮由一個學生組織到解散,但至今仍未兌現解散的承諾,稱會組織另一個學生組織。五年,學生再不是避過刑責的「擋箭牌」,社會不再容許他們有犯錯的地方,有更多的期望與要求加在他們的身上。五年,學生組織再不是輿論組織,而是為貫徹未來走進議會而鋪路。對於這些走得比較前的學生,在社會環境下只能從事政治的道路了。世代之爭,仇幼仇老愈演愈烈,這幾年香港多了很多標籤,例如是「廢青」。但有一點是一個現實如果老一輩可以為香港社會做得更多,那「廢青」就不用成為他們眼中的人了。

外國人眼中的政治圖騰.香港人又如何看待?
  Netflix上映的《黃之鋒:熱血青年vs超級強權》(Joshua Wong:Teenager vs Superpower),對於外國人來說是理解香港的一個窗口,但對香港人來說只是平平無奇,畢竟外國人的視野、對香港事務的認知只是在片面,對於黃之鋒的橫空出世會採用一個獵奇式的手段,特別是他在外媒眼中成為一個政治圖騰與符號。對於香港人來說拋開反國教的主導性,他的影響力事實上也漸漸的下降。一方面是來至香港社會的政治派別漸多,也有新的意見領袖與青年大學生冒起。其中在雨傘運動的街頭演說中就出現了本土派,另外也有小麗民主教室的劉小麗在運動中漸漸為人熟悉。在雨傘運動,公民社會的參與成份就更為複雜,由最初佔中三子提出的「和平佔中」當中泛民主派有不少人象徵式支持與參與,到九月大學生發動罷課,學民思潮也稱不上是主導的份子,他們只是學界的組織。事實上,雨傘運動一直為人爭議的人這是市民自發而無序的運動,道路不是佔中三子或是學聯與學民思潮(俗稱雙學)而佔據的。不過市民的佔領太不著邊際,人民總是需要領袖的,於是泛民、佔中三子與雙學成為了控制場面與輿論的單位。
                           

  另一邊廂,旺角與金鐘是相反的情況。起初的旺角佔領區是由群眾為了分散金鐘清場的壓力而佔下的,在旺角的佔領者不滿雙學對佔領運動的干預。與金鐘不同的是,金鐘在佔領運動最激烈的時刻過後成為一個「烏托邦」,佔領者彷彿漫無目的,每晚唱唱歌、演講的形式、除了衝擊龍和道與有市民嘗試衝擊立法會外,金鐘基本上是天下太平的。金鐘的佔領者更搭起自修室、即使周邊遇上衝突金鐘佔領者還依然故我,抗爭意識逐漸消退。旺角的佔領區可謂是烽火連綿,這部紀錄片Joe Piscatella拍得片面的其中一點在這裡可以反映得到,基本上他是忽略了旺角佔領區被黑社會騷擾、警黑合作的片段,相對要表達這些事件對外國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如果金鐘是一個「烏托邦」,那旺角基本上是「地獄」。相對來說金鐘在佔領期間要是沒有大型的計劃就是一個安全區。

  外國人只看到香港青年人出去抗議,表達意見的一面,但看不到反對他們的聲音。無疑政治紀錄片是帶有宣傳成份,太急於塑造英雄主義。在佔領的層面上,說實話部份的香港人平日根本不關心是否會有「普選」。民主派早在1988年就提出普選,香港的民主步伐在回歸二十年也沒有明顯的轉變與進步,不過在梁振英任期隨著公民運動的壯大,參與的規模與手段比起過往靜坐、絕食、遊行都有所不同。雨傘運動牽動人心的是學生在九月二十六日衝入公民廣場,然後被警察包圍。市民出於同理心而出手幫助,但如果問真正為什麼會有雨傘運動,什麼是人大的「八三一框架」恐怕就未必人人可解。對於香港人來說黃之鋒並不是一個吹捧得像超人的英雄,他只是一個平凡人。在過去反國教的集會上,他已經多次強調自己不是英雄,每每有家長說要多謝他時,他會感覺到社會是大家的,並不是靠自身的力量,而是大眾的付出。這成為了很大的價值觀的反差,紀錄片在辛丹斯得到觀眾的評賞獎項最主要是認同民主是普世價值,但距離真正的理解還差很遠。對香港人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世代之爭.If not us,Who?
  如何評價一個政治人物,一面倒的讚賞是不全面的。201695日立法會選舉前沒人想過羅冠聰(香港眾志)會取得一席。回想當時選舉,香港眾志陣營可謂是星光熠熠,除了明星外更有評論人、大學教授等支持。在香港眾志成立之初,錯誤被市民恥笑,從學生轉營從政的準備不足。至今羅冠聰是不是有足夠的知識與政治手腕處理問題,的確尚在監察中。對於青年人做立法會議員,一下子每月成為月入十萬的議員,對他們的要求只會愈來愈高。對成年人來說,沒法再將他們當回是學生、未成年的水平,因此對他們的行動與撰文、議政的水準有不少的批評。成年人批評青年人的同時,青年人也認為成年人的處理方式不夠果斷,從反國教初期與雨傘運動罷課時期,學生曾經公開問過「成年人去了何處?」。在道理上成年人應該是保護小孩子,關心小孩子的,但反國教卻要由中學生關注,直到2012年的暑假才開始有家長關注組。家長認為學民思潮讓他們開始關注事件才加入往後的行動。另外是雨傘運動前期,反對八三一框架、學生罷課事前成年人的參與力度也不足。九二六罷課的那一個星期,甚至有不少家長批評學生不上學,罷課的力度事實上也不太有成效,真正的關鍵在於九二六的日間有接近一千五百名學生罷課,其中包括中學生。學生的犧牲令到不少成年人感到羞愧,產生政治的感召。不過世代之爭並沒有因市民的合作而有所緩解,在佔領後段成年人就開始批評青年人不妥協要退場,因應政府採用的手段,後來民意逆轉,支持佔領的聲音亦開始減弱。

  說到底,每個年代也會有世代之爭,但普遍的家長都不會希望自己的兒子是黃之鋒,也不會希望子女投身政治運動。主要是因為代價太大,目前只要黃之鋒出現在任何遊行的場面,他是會被警方針對的。黃之鋒已經沒有選擇的去路,年少成名,僱主最害怕這種「搞事」的員工,他變相是沒有前途可言。事實上在香港的教育系統裡,我們一直被教導成漠不關心,要當乖小孩。像黃之鋒這種青年人會被視為是有問題。從政是他們學生領袖唯一可做的工作,而黃之鋒就曾經申請過司法覆核要求十八歲就可以參加立法會選舉,法庭並不受理。而他部署在三年後2020年正式合乎參選資格門檻時出選,目前他正在香港眾志當秘書長與落區參與社區事務。

  在佔領的立場上泛民與雙學曾經有協商的會議,當中可以看到世代的分歧。泛民中人多次要求學生退場,所以學生需要利用絕食來感召失去的人心與增加對真普選的明志。成年人並沒有企在學生的一方。從1988的抗爭手段到近幾年開始有激烈的抗爭,成年人的畏懼令到沒有包袱的學生要走上前線。這點是不可以怪責學生的選擇。
                             
  從《未夠秤》到這部片,對國教的看法與死灰復燃
  反國教運動至今並沒有真正的成功,政府只是暫緩三年的推展期,還記得2012年立法會選舉前夕的撤退,被形容為「階段式勝利」。最後國教由學校為主導而執行,為什麼要推行國民教育原因是前國家領導人認為香港人不夠愛國,要求前特首曾蔭權做點事。反國教發生後,在這五年香港的教科書出現愛國教育的滲透,其中在幼稚園的課本出現往天安門升旗。在2014Matthew Torne拍攝的《未夠秤》上映記錄了黃之鋒與馬雲祺的抗議故事,學民思潮將社會運動推展到中學生打破了成年人的想像。回看反國教運動並非成功,以致如今「魔鬼在細節」中。對於當時青年人上街,比較資深的立法會議員認為青年人認識政治最主要來至通識科的教育,甚至要求取消通識。

  五年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離任在即要求學校增加基本法課時教育。新任特首林鄭月娥要求在幼稚園增設愛國教育,新任的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也希望學校能推行國民教育,可證明當日的運動並沒有真正很成功,或許當日家長的投入未夠,或者只是停留在叫口號的層面,並沒有真正為「下一代」做點東西。當然西方人去寫本地人的故事未能夠刻劃很多,香港的問題也不是如此簡單,但對於中央政府就是希望香港人愈要依賴中國,國民教育只是冰山一角的事情,其實在香港的中、小學就已經在學校課堂有相關的課題,而政府的國民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要香港的學生成為「少先隊」的模式,佩帶紅領巾。所以當初的課程綱領就要求學生看到國旗要流眼淚,最近香港社會開始討論國旗法,這延伸的不只是普通人更與國民教育科環環緊扣。

  轉眼間,反國教運動也不知不覺過了五年。就連雨傘運動也完結,當學生也站出來為香港罷課時,其實成年人在爭取民主的路上又去了那裡?黃之鋒在政治上有功有過,不論是否認同此人也不應該否定這一代九十後甚至零零後的理想與付出。回歸後一代的小孩的成長路再不如殖民地政府時的樂觀,這一代的孩子一出生就面對著內地學童爭學位、爭奶粉、面對著人口輸入,甚至現在的中學生有不少是跨境學童與香港身份迷糊,這一代人一出生面對的境況就較嚴峻,父母面對的再不是經濟騰飛的時代。這一代青年人沒有選擇的餘地,黃之鋒如是,想想香港這個環境下他有了知名度還可以安分守己去追夢?再沒有機會,被迫投身政治。或者我們會認為政治很煩人,但它的確會找上門。雖然國民教育表面上與成年人也沒有什麼瓜葛,但我們真想看到電影《十年》的香港到處都是紅衛兵?這不是想像,這提醒著香港人不應該再安逸下去,抗爭雖然困難但也要常存這顆心。

2017年5月27日 星期六

《Fathers》(兩個爸爸).從泰國同志電影走向亞洲共同體

  同志議題在亞洲稱得上是火熱的議題,最近香港的公務員通過司法覆核要求政府給予他的海外註冊的配偶有公務員配偶對等的福利與權益,如此下去通過法律手段就會推及至民間的企業,有團體憂慮因此而變相承認同性婚姻的關係。陸陸續續法院也有相關的官司,其中一個案例是一位外籍的女同志申請配偶到港被香港通常被政府拒絕。目前香港是不承認同性婚姻,在選舉就有不少政客稱要保護「小孩子」、「下一代」為由作為政綱。一海之隔,台灣的同性婚姻議案(多元成家的方案)已完成一讀,現在要看法庭的釋憲才可知下一步如何走。台灣在多元成家的爭議挺值得香港去觀摩。在平權的步伐上香港差人家很多步。在亞洲同志電影的發展裡,從前都是看香港的獨立作品如《蝴蝶》、台灣亦曾經有過《盛夏光年》、《藍色大門》的青春啟蒙作品,現在影迷多了一個選擇,泰國的同志電影發展蓬勃,大紅大祡的《YES OR NO》、《暹羅之戀》、甚至《戀戀棋盤》代表泰國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當台灣有機會成為首個實現同性婚姻的國家與地區時,遺憾的是泰國卻在一四年錯過了機會。近幾年泰國的同志電影蓬勃外更延伸至電視劇與綜合節目,例如為同志找伴侶、猜誰是「基」這種節目,還有以同志為主題的劇集。但有這種看似開放的氛圍不是一朝建成的,泰國某程度上對「跨性別」與同志還是有無形中的標籤,而最主要的是普遍的原因是他們認為同性戀是個人的事,不需要走上街與人交代。首都曼谷恢復同志遊行已經是軍政府奪權後的「開綠燈」表現。在過去幾年泰國曾經一度有機會成為首個有同性婚姻的國家,奈何政府草擬的婚姻平權議案而是就伴侶的法律、經濟、領養權益為主,以伴侶制度為方向,並非真正與異性的婚姻看齊。隨著前總理他信的妹妹英拉「被政變」下台,同性婚姻與伴侶制度的法案停滯不前。

同志孩子的視覺
   同志電影最主要的類型離不開家庭倫理、青春愛情、近年歐美有以老年人為主題的同志電影,同時也有少數以同志家庭為題材的。澳洲有一部《Gayby Baby》的紀錄片拍下了在同志家庭長大的孩子面對成長與父母的片段,澳洲目前也是沒有同志婚姻的,相對的是有伴侶法的保障。紀錄片裡的孩子有些是人工受孕的、有的是領養也有的是母親上一段的婚姻的產物。對於同志孩子成長的疑問與難題通過紀錄片相對較難去反映,但可以肯定的是當中的孩子是很愛鍚他們的雙親。成長之中有萬重障礙,在學校、在社會往往要解釋自己為何異於常人,但將孩子帶到這個世界實際也不應有什麼自責與抱怨的,只有用心的將孩子撫育。不論是否同志家庭出生的孩子都應該是一視同仁在平等的社會環境下成長。哥
                         

  泰國電影《Fathers(2016)是一部由「同二代」出發的電影,相戀多年的PhoonYuke在孤兒院收養了被母親拋棄的孩子Butr,一直相安無事。漸漸Butr長大開始發現自己與別人不同、開始去想「家庭」、想去尋找媽媽的想法因此而生。在學校裡他受到同學的欺凌,而PhoonYuke得罪了另一位家長以致社工找上門懷疑他們教兒不善。社工自幼就住在孤兒院,她介入這家人的關係是因為她認為Butr有權知道自己的媽媽,社工成功找到Butr的親生媽媽。Yuke是位較衝動的男同志、在法律上他沒有對Butr的撫養權,只是名義上的「爸爸」(戲裡稱作Daddy),而Phoon是一間公司的高層,在戲中算是中產家庭,他是收養Butr的人。(戲裡稱為Papi)。影片開始時一家三口樂也融融,隨著孩子在學校遇到欺凌與社工的介入美滿的家庭產生變化。夫夫們將孩子送回親母手裡,而生母在事情過去多年也經歷過意外與新的男友痛失孩子。如今Butr的出現,她更想珍惜。在親生母親與非血緣關係的父親們之間,Butr心底裡是喜歡父親的,但禁不住內心的疑問。

  夫夫在送走Butr之間是有不同的立場,Phoon害怕孩子會因他們的生活模式而在長大後變成同志,甚至要求Yuke在家中不要太親密。因著孩子的問題兩人有磨擦,二人打算在政府准許同志婚姻後結婚,也因著孩子的緣故而把它放在別的位置,深怕別人的眼光。在Phoon的家庭裡他的父親也是同志,所以他難免會有所顧忌。在這部電影裡實際也反映了同志自身也不感到「驕傲」,相對來說Phoon還是介意別人如何看待的,也怕這段關係影響孩子的成長。

  電影留下了一個開放的結局,到底孩子是需要兩個爸爸還是生母?無論結果如何,也無需批判其性別身份,孩子需要愛就可以了。什麼是真正對孩子好,就讓他自己選擇好了。到底他如何進入生母與叔叔的世界,對生父有什麼看法,對同志爸爸的關係如何解讀,Butr所處於的家庭關係也稱得上是「多元」。同性戀、異性戀、缺席的生父、叔叔與領養他的爸爸們,實際上是「四個爸爸」。電影的後半主要集中在孩子在兩個家庭之間的角力,他自己也不懂選擇,唯獨在愛的表達上他對同志爸爸還是有感情的。事實上給Butr知道生母的事也不是壞的,畢竟有天也要知道真相,只不過要一個小孩子作決定是殘忍的。

  亞洲同志電影的變奏與想像的共同體
  《兩個爸爸》在亞洲的同志電影是一個新的課題,這不是一種幻想,在亞洲人的社會零星出現這種的「基家庭」。在日本的大阪出現同志伴侶成功領養孩子的,在日本存在兩種收養制度,「收養」必須是已婚夫婦的,而「里親」則容許沒血緣關係的人士。為的是不希望孩子得不到照顧為前題。在香港也有少量的「基家庭」,海外回流接受人工受孕的香港人與外籍人士女同志組成的家庭,在主流傳媒中她們的故事也比較罕有,現在即使遇到問題也無從向社會伸手求助,萬一遇到家暴、伴侶身體的問題都不能有較好的處理手法。有很多同志都無想過會有小孩,現在只要有能力再也不是問題,或許未來會有更多的例子與驗證孩子的成長會否出現問題。


三個小帥哥


  在法國與台灣就有百萬人上街遊行反對同志領養小孩,可以接受同性婚姻與是否讓同志有小孩是兩回事。對於多元成家在倫理的層面上也不是言語間可以解決的,在反對同志的人士當中就有在同志家庭長大的小孩認為家長沒法給他們一個「正常」的家庭。這也是應該思考與探索的。《兩個爸爸》雖然是一部格局很小的電影,背後帶出了對同志家庭的想像與未來,平實的反映了所憂慮的問題,亦反映了同志也可以嘗試做好家長的角色,不應該有標籤。論電影的看點除了內容的爭議性外,這部片的男主角們加上小演員也是挺帥而有愛的。未來亞洲的同志電影應該走出被歧視與傳統價值的陰霾,走向未來、走向光明。目前世界的同志電影也開始走向正能量的一面,明天會更好的。

2017年5月24日 星期三

【體育系#1】《沙鷗》.難以言喻的女排精神

  2016年里約奧運中國女排獲得自1984年首屆參加奧運以來的第三面金牌,在此之前中國早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2004年雅典奧運獲得金牌,除了金牌外,中國女排曾在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獲得銀牌與分別在19882008的漢城奧運與北京奧運獲得銅牌。要說中國女排近代比較差的週期是1992年的巴塞隆納奧運會獲得第七名與千禧年的悉尼奧運止步八強。而在新一季的東京週期在今年正式展開,為著2020東京奧運會的目標中國排協委任郎平為總監督、安家杰為執行監督。目前在中國女排最火熱的人物非朱婷莫屬,從一三年廣州恆大為了打世俱杯而在河南借用內援獲得銅牌,在里約週期扶搖直上的朱婷先後獲得一五年世界杯MVP、一六年奧運MVP,放洋土耳其獲得歐冠冠軍MVP與世俱杯的MVP,成為中國女排萬千寵愛的王牌。回看里約奧運,中國選手可謂是一座活生生的血肉長城,自一五年世界女排大獎賽後隊長惠若琪心臟出了問題,本是小問題,但做了兩次手術,其中一次手術期間心臟停頓。還有受傷患困擾的魏秋月空降,畢竟她是郎平相信的人。在選手生命為前題下,中國隊的陣容是挺冒險的,這些選手頂著身體的問題為的是成為國家英雄。然而,一切都不容易。當初戰中國女排輸掉荷蘭就有不少責備的呼聲,在小組賽她們只取下了波多黎各與意大利,輸給了荷蘭、塞爾維亞與美國,以小組第四的姿態面對鄰組的第一巴西。

  一鼓作氣.背水一戰的中國女排
  不論是否喜歡中國女排的本質,那是一場絕地反擊戰。排球是一個需要一鼓作氣與氣勢的運動,通過場上六個人的互相協力而得分。難忘的是在賽前當中國女排在小組賽輸掉的情況下,有不少關注女排的粉絲與媒體認定她們過不到這一關,特別在早在一六年世界女排大獎賽澳門站前,中國女排對巴西女排早就十八連敗。坊間認定中國女排難以在兩個月間再嬴巴西,但這場比賽就徹底打臉。巴西女排輕取第一局後,中國就反擊打散了巴西主場濃厚的氣氛,中國只有打嬴巴西才可衝進四強。在12年奧運中國就在八強淘汰賽與日本打足五局,最後日本勝出並摘下銅牌。對於當時的中國媒體與粉絲一直也不甘心,特別是中國對陣日本一直是長勝將軍。曾幾何時,中國女排是國家民族的驕傲,也有代表新中國的象徵,在實行舉國體制的中國是很好的國家機器。巴西在半準決賽與中國打滿五局敗陣是她們沒法預料的事,特別是排球在當地是僅次於足球的國技,那種的國殤等同在足球世界杯被德國橫掃一樣。巴西的敗因不在於球技,主因是態度,當中的巴西球員在場邊牽動球迷的情緒、推波助瀾意圖打擊中國的氣勢,但最終害人終害己。



  雖然中國女排勝出了決定命運的一戰,但不禁質疑起粉絲的素質,媒體在勝出這場比賽與奪金後一直在說女排精神是不放棄,難道其他隊沒有這種精神?運動員在場上就是為了爭勝。比賽前後對「女排精神」的詮釋就更是貌合神離,說到底中國的女排精神就只有奪金而已。當奪的牌是其他顏色就會被輿論罵得慘慘的,一六年奧運會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少金牌的一屆,事後有不少質疑的聲音,跳水隊如是、羽毛球隊如是。事實上競技體育在國民心目中已經成為國力間的比拼,曾經有不少國家級的運動員退役後得不到保障,有的淪為乞丐與成為殘疾人士。獎牌背後有無盡的苦水與辛酸。而目前對於中國女排有一個燃眉之急的問題,就是據統計一個十三億人的國家只餘下不足一千名的女排註冊運動員。當著重「舉國體制」而忽略整體運動由下而上的推廣普及,這不只對排球在中國的人才培養不是好事,同樣推及其他競技也是會有人才的真空。

  《沙鷗》與日本女排的恩怨情仇
  《沙鷗》(1981)作為新中國在文革後的新時代電影,以排球為主題是相當時尚的。影片一開始主角沙鷗就講起她與日本的恩怨,為的是在亞錦賽勝過日本的東洋魔女,要為中國站上頒獎台。在意識形態的層面上中國與日本是死敵,直到現在中國出現「抗日神劇」就可見一斑,每每中日的比賽就吸引不少的討論,無論是排球還是其他比賽。事實上真正令到中國重視女排的契機是已故的日本國家隊監督大松博文的訪華與參與指導,六十年代「東洋魔女」在國際賽上連續118場連勝吸引了時任總理周恩來的注意,並邀請1964年奧運金牌得主的七位「魔女」與一位管理人與大松博文訪華,及後大松博文有機會指導當時的中國女排。事實上,中國排球選手對當前日本的態度還是帶有仇恨的,特別是在一六年的奧運男排亞洲與世界資格賽後,中國選手仲為君說了失德的話,超越了比賽的界線。目前中國女排與日本女排之間也有相當的交流,日本的俱樂部與中國也會有比賽,而國家隊之間也曾有親善比賽,相對也不是交惡的。至少在亞洲女排實力比較高就只有中日兩國。

  在戲中沙鷗是一名排球運動員,在經歷過文革後中國終於可以參加國際賽事,此時沙鷗不再年輕且身體有勞損,她的心願是能夠參加亞運會擊敗東洋魔女嬴得金牌,為此她參加復康訓練,戰勝傷患,參與人生中最後的比賽。未幾,比賽輸給了東洋魔女萬念俱灰,甚至將獎牌丟進大海。對於沙鷗來說拿了銀牌等於是沒完成目標。隨後,未婚夫遇上登山災難身亡,雙重打擊夾擊。一個人完成不到願望,她就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成為中國女排的教練,更是嚴師。最終她還是操勞過度,腰患終不能堅持而坐在輪椅上。雖然如此,她「戰勝」日本女排的決心還是實現了。

  電影的背景是在1977年,真實的史實中國女排在文革後在1976年重組,袁偉民是主教練。戲中中日女排的比賽也是真實發生的,1978年曼谷亞運會日本戰勝中國。1980年中國本來有機會參加奧運,但因前蘇聯入侵阿富汗而抵制。1981年電影面世之年在女排世界杯上中國女排,當中代表有郎平擊敗日本女排獲得世界冠軍的頭銜。隨後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摘金。中國女排從81年開始就在世界大賽實現五連冠,在當時的中國可算是舉國歡騰的時期。

真正的「沙鷗」--郎平
  在電影中未必認同那種練到殘廢也無怨言的態度,不論作為運動員還是平民保護好自己才是應該的,為了爭奪獎牌而放棄自己的身體是不人道的。不過,對於戲中人與某些運動員來說,她們的目標就只有打球。除此之外,她們沒有其他可做的東西。朱婷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父母與一家人都是農民,連付女兒上學的學費也無力支付。只有送女兒去體校,因為這是免費的。今日的朱婷經過體校選拔到省隊,再到國家隊與國際,從貧困走進富足。是排球給予她與家人第二生命,她給家人買了車、修了房子,絕對是中國脫貧的故事。中國女排的特質比其他國家比起來是相當吃得苦的。戲中的主角不就是這樣的人,沒有半句怨言。而今日郎平教練不就是曾經的「沙鷗」,身體有傷患也要操心中國女排,然而中國女排的集訓與指導也離不開郎平的排球思想。與「沙鷗」一樣她也是經歷過痛苦日子的人,後來出國身體都是傷患更在意大利遭到隊友杯葛。在北京奧運期間因帶領美國隊而被罵「漢奸」。郎平的一生充滿傳奇,但在她的排球生命裡也證明了要靠自己的實力去戰勝閒言閒語,只有這樣才可為自己正名。現在,郎平在國際排聯擔任要職,在世界排壇上舉足輕重。


《沙鷗》在新中國電影史的地位

  電影相對是以主旋律表達,基本上在新中國的電影離不開政治審查與歌功頌德形式的。這部電影在金雞百花獎,即是中國電影的最高榮譽的頒獎禮獲得特別獎。這同時是一部難得與稀有以女性與體育為題材的電影。主人公帶著悲劇的色彩,帶著自我犧牲去實現一個國家民族的榮譽,更大的志願是令到當時文革後的中國增添正能量,更描寫了當時的一代人不怕犧牲的精神面貌。另外,《沙鷗》的導演張暖忻是中國電影裡的「第四代」導演,電影用非專業演員,主要描寫人物的命運遭遇思考人生在當時是一個突破。至於這部電影在國內的電影學院也列入必看的作品之一。縱然未必清楚中國電影史的發展,喜歡排球與運動的也必須看這部電影所呈現的中國。

2017年5月18日 星期四

《太陽的孩子》.遙看台灣與香港的距離

魏德勝的《賽德克巴萊》帶起了台灣原生態電影的熱潮與關注,對台灣歷史與棒球有興趣的建議去看《KANO》,當中的球隊嘉農是一支由原住民、日本人與漢人組成的隊伍參加甲子園的比賽。對於台灣的原住民,也許會比較熟悉阿美族的張惠妹,一般人認識台灣也不會特別留意到少數族裔。然而,近幾年台灣的電影界冒起了對原住民電與當地文化的議題,當中代表台灣角逐奧斯卡外語片的《只要我長大》(2016)就是一部有關山林與原住民家庭的電影。《太陽的孩子》(2015)也是一部與原住民有關,面對城鄉差異與土地議題而成的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直視原住民的身份認同與面對的衝擊。「原住民」在蔡英文上任總統後成為受關注的社群,過去西方國家也曾對當地的原住民迫害與要求他們同化,加拿大的印弟安人(北美原住民)道歉,雖則在卡加利的愛民頓一帶有不少從事性工作的原住民女生被失蹤被殺,當地的警方冷待事件。道歉與真正的實行政策、人文管治是兩回事,原住民本應不用從事性工作,但他們的學歷與毒癮的緣故在社會無法容身,此外以白人為主的歧視至今仍牢牢的存在。早在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向原住民道歉前,澳洲早就向當地的原住民道歉。加拿大、澳洲與台灣政府曾對原住民強行同化,認為他們是蠻族。而蔡英文上台後主張和解,和解與真正實行原住民祖先的生活還是會有距離與落差。《太陽的孩子》在金馬影展獲得觀眾最喜愛的電影,亦在金馬獎獲最佳原創歌曲獎,所反映對原生態、對土地的議題值得華人社區借鑑。

                       

不只是一個故事
  《太陽的孩子》這部電影背後有很多故事,最主要背景來至兩件事必須要知道它的創作背景,分別是紀錄短片《海稻米的願望》與「封冰箱」事件。電影的其中一個聯合導演兼編劇勒嘎.舒米的漢字名字叫王亞梵,2011年退伍後的他回到藝術家母親舒米如妮的部落,看見母親為復耕祖先的梯田,修復水圳而開始拿起攝影機拍攝。《太陽的孩子》相對是一部改編的電影,有故事性,性質卻無分別。就是部落裡相對年青的人有著復耕的夢,不希望讓土地荒廢,重建梯田的面貌。電影的主人翁因父親生病的緣故而回到家鄉,看著勞苦的父親有著一顆熱心,因而把責任放上身。而故事的主人公一直在外面都棄用部落的名字,改用漢字,在她向外人推銷復耕計劃時她提到自己部落的名字,找回自己原生的名字。對於在《海稻米的願望》裡還用漢人名字的勒嘎來說,故事的主人公與他一樣也找回了自己的名字。這部電影已經不再是單純是個人的電影,而是一個民族的人如何面對未來,如何為自己爭取一點東西,保留自身的文化。

部落的命運.土地的情義
  一片荒廢約二十年的土地如今淪為廢墟,雜草叢生。隨著部落的青年人離開到城市居住與謀生,部落只有老年人為主的。也隨著旅遊業與相關的發展,那些阿美族祖先留下的土地正在被破壞。與此同時,戲中的一家人也面對自己的挑戰,父親生病,女兒到底要留在部落還是回到城市?小女孩因家人的緣故與村中的小孩有磨擦,到底家人應不應該為理想堅持?城市與部落還是有距離,到底在部落還可以做什麼謀生的事?小女孩在旅遊業的帶動下加入跳舞賺錢,可是中國對她是很遙遠的。這家人也面對醫藥費的問題,剛好有發展商要來收購部落的土地,而村民對此意見不一。一個部落只有老年人,賣給發展商雖然可以撈一筆,可是永久失去祖先留下的土地,破壞自然風貌。對此他們應該如何處理?

  另一方面是曾經發生過有關土地業權的糾紛--「封冰箱」事件。原住民在八十年代未可以申請自身的土地為保留地,具有不可侵害權與使用權。可是在1994年花蓮政府將這些土地撥歸東部海岸風景區管理處,並遺失了村民的文件。變相部落村民失去土地的使用權,於是村民開始抗爭。這件事融合在電影裡頭,政府要在某片種稻的土地興建停車場,而村民到鄉公所查閱土地文件時不獲正義的處理而產生一場村民與政府對業權的抗爭。主角的女兒一人力抗推土機難免會有對中國某件歷史事件的想像。

  在電影裡村民最主要是用家鄉話作溝通,主角的父親對祖先的土地有感恩之心,並不希望被破壞。從荒廢的土地漸漸修復水圳,開始種稻米然後收成,除了耕作外,阿美族人還有捕魚的傳統。在電影展示了阿美族人純樸而簡單的生活以及新一代對部落的看法,在蔡英文道歉後原住民的青年就提出了過去政府對部落政策的不善之處,不容許他們保留自身的文化與語言,漸漸失傳中。在電影裡的小女孩與其他城市的孩子有所不同,她在部落出生可是她的未來很矛盾地說是在城市,她要面對城市的競爭。現在時興講「可持續發展」,女兒知道在部落不會賺大錢、甚至連養家也會有困難,但畢竟那裡是自己的家。這種「可持續發展」是旅遊業與周邊的發展,要做到與農業共生。如今在網上可以買到農民所種的稻米,也是一種生意。《太陽的孩子》與接觸的台灣商業電影不同,雖然這是部獨立電影,關注的議題也是社會被忽略的一群人,由開始講到太陽花運動缺少原住民的聲音、這種關注原住民的權益也是少有的。此外,全片的演員都是原住民,做到真正的「無添加」。或許電影有些情節過如煽情,但不失為一部值得看與理解當前台灣的新銳作品。

遙看香港與台灣的距離
  近幾年香港也屢屢出現土地爭議與面對城市發展的對衡,從菜園村衍生八十後的運動,到近年東北發展與橫洲,社會出現大型抗爭。香港影人賴恩慈在2011年拍了短片《1+1》並其後延伸至長片《N+N》,奈何電影是相當的失敗,只是將對農村的生活浪漫化,著重一小撮人的理想生活而不能與城市人環環緊扣。《太陽的孩子》裡族人面對的問題相對複雜得多,多了祖先與族群身份還有過去黑暗的歷史,台灣對本土的意識畢竟較強。賴恩慈的電影集中在知識份子困在象牙塔、困在想像中並不到題。《太陽的孩子》在真人真事的背景下有更大的說服力,在香港無論是社運還是電影最失敗的是往往那些運動的領袖都喜歡對外人說「你們不知道村民在想什麼?」,漸漸社運放棄了有心加入的人,有些議題變相局限了其他人的話語權,真正令到村民被孤立。台灣的村民相對自身的團結,不依靠外人助力而站起來,展示了團體的決心。現實是社運從來都不能假手於人。《太陽的孩子》對中國威脅論的反映正是台灣社會目前遇到中資的威脅,而香港的電影對政治問題避重就輕,忽略這個重要的議題,無法讓觀眾與電影有進一步的拉近。雖說電影人無責任要回應政治問題,但當你要拍這種環境議題、想市民大眾關注的議題就不能不滲入一點,也不能不展示導演自身的世界觀與想法。遺憾的是香港電影在這方面「離心力」是很重的,拍社會議題的電影不是就議題取勝,而是真正走進群眾。


  《太陽的孩子》成為台灣觀眾的所愛是必然的,這帶出了他們對台灣本土、歷史、文化的愛護,也為新一代人有所寄託、把希望的種子、平權的種子延伸下去。至於香港目前還未有如此「接地氣」真正反映村民、反映環境發展與保育的電影,電影是可以影響群眾對社運的看法,這是息息相關的。從反高鐵的熱情到如今市民冷待橫洲,甚至網民戲謔朱凱迪在橫洲事件的態度猶如麥迪文在《騙地謊言》(Promised Land)一樣,當村民要求不遷不拆,而朱議員並不認同他所需要幫助的人時,村民的利益永遠都被出賣。真正愛護環境並不是說說花花草草就可以,更多的是對於本土意識的建立、對歷史的尊重與熱愛這片土地,重點是政府與民間有什麼可以幫助到務農的香港村民復耕與培養下一代人才,實行可持續發展。無奈地說,從人種的抗爭方式與電影方式的表達上,香港與台灣有一條無限遠的距離。

2017年5月12日 星期五

1983.《鼓手》與張國榮華麗轉身的青春印記

  實在無法否認對哥哥張國榮有多少私心,再看多年後香港有那些青年的演藝人可以取代他、或者有什麼成就的,根本無人可比。在2017年,香港電影實在新不如舊,更沒有這類針對新生代青年人為主的青春電影,到底九十後、零零後的青春往那裡去了?青年人的聲音被消失了。八十年代的確是輝煌而且充滿青春活力,同代的電影不缺乏勵志青春題材,比如跑步為題的《飛躍羚羊》(1986)、以邊緣少年踩單車為題材的《操行0分》(1986),往往青少年題材的電影均是主旋律的,特別是八十年代保守的風格,但也是正常不過的,雖然如此青春電影的作用是捧起新一代的明星,《飛躍羚羊》裡的開心少女組。比較近代的明日之星大雜燴已經是港台拍攝的「Y2K」系列,還有無線電視自家拍攝的「四葉草」系列。青春電影是一個城市之本,黃修平的《狂舞派》雖則也不是什麼佳作但仍然有誠意,一句「為了跳舞,可以去到幾盡?」成為「萬能KEY」。哥哥在星途一開始也不是順利的,雖然在歌唱比賽得獎簽約寶麗金發行第一張唱片,但真正開始大紅大紫的是簽約華星唱片的《風繼續吹》(1983)(改編至山口百惠的歌)1983是改變張國榮一生的一年,第二張唱片面世、電影《鼓手》上映,但一切最重要的是通過《鼓手》導演楊權而認識後來的經理人陳淑芬,一個改變他人生的伯樂。


  在《鼓手》前哥哥在亞視拍劇為主,青年人為主的《甜甜廿四味》、《浮生六劫》,隨後開始拍電影,1982年有譚家明的《烈火青春》,翻查資料《鼓手》並不是哥哥演藝生涯有什麼票房的電影,知名度也不及往後的為邵氏拍《檸檬可樂》、《緣份》、《失業生》等等,《鼓手》是一部被輕視但任重道遠的電影。正因為張國榮在戲中的打鼓戲份是親身上陣兼學習,陳淑芬欣賞這位青年人。再者是導演需要又能唱又能演的歌手,張國榮正好合乎條件。在《風繼續吹》的專輯裡就收錄了三首電影插曲,分別是《人生的鼓手》、《我要逆風去》與《默默向上游》。

  近年西方有部《鼓動真我》(Whiplash)(2014)J.K Simmons飾演的嚴師將一位滿有熱誠的文藝青年鼓手逼近瘋癲,利用極端的手段壓迫學生。天才與瘋子之間彷彿就只有一線,理想與熱誠、偏執與激情將電影拍成了不一樣的「反勵志」片種。《鼓手》對的導師比J.K Simmons更不簡單,首先他是一位真正的鼓手,其次他的女兒是香港的唱家班,當談到真正香港的鼓手除了葉世榮、澳門人恭碩良外,還有這位老一輩的Fernando Carpio,亦是杜麗莎的父親大人。當然他並不是一位嚴師但還是有要求的。
                                  
  故事講述張國榮演的Tom是年青有為的學生,每天都打他家中那套用爛銅爛鐵組合的鼓,因為打鼓的噪音而犯眾憎,鄰居投訴、父親嫌棄、只有爺爺支持著他。他一心考進少年樂團,為此而奮鬥,在偶然的機會下因而認識Fernando Carpio,拜他為師。老師被他的決心而感動,收他為徒。如是者他練習,家人與女友夾錢買了一套真鼓給他。終於到了考樂團的日子,他發現自己並不是最強的,而樂團第一指名也不是他。後來,因發現第一指名的樂手參加過職業樂團,他得到後補的位置對此耿耿於懷,內心認為自己比別人差,被人擊敗的感覺,並打算放棄打鼓。從滿腔熱血的小伙子到自暴自棄,在戲中爺爺與父親亦是受過挫折的過來人,爺爺小時候有夢想但最終把握不到機會、做編劇的父親的主意亦被導演要求改過,藉以鼓勵Tom不應該因小事而放棄。最後當然有個好結局,《鼓手》的結局與《Beyond莫欺少年窮》一樣的感動,兩者都是以音樂會告終。看著哥哥一邊打鼓一邊唱歌,真是個完滿的結局。而後者也一樣,Beyond四子在台上唱《再見理想》熱血動人。一個是鼓手的故事,一個是樂隊的故事,而此證明了香港也有出色的音樂電影,無論是哥哥還是Beyond也是香港不可多得的人才。電影除了勵志追求音樂外,還有愛情的元素,同樣生鬼有趣。


  在現時找到的訪問當中,看到張國榮是很喜歡這部《鼓手》的,他認為找到一個合適的角色,他有才、沉穩、二十七歲的他扮十八歲依然卜卜趣,有了一定的人生歷練為青春留印記。比較可惜的是電影變成遺珠,舊戲新看還是有一定的意思,哥哥給新一代人留下了寶貴的資產,這一樣東西叫做專業。題外話,早前有醫護人員提到張國榮去探瀕死的歌迷,事後叫醫護人員不要張揚,行好事不必事刻掛在口邊,他的個人魅力有誰不服?



2017年5月9日 星期二

模糊的「本土電影」.找尋自我安慰的「新新浪潮」

金像獎後偶爾看到一個新聞節目用「新新浪潮」來形容以「本土」為主題的電影,剛好黃進的《一念無明》與陳志發的《點五步》都是以香港的環境、邊緣人、歷史為題材,也剛好的是這兩位導演都是二十出頭未到三字頭的青年人。但要用「新新浪潮」去形容與標籤似乎是帶著膚淺的一面,又或者是開題目的人不太了解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電影新浪潮而濫用了「新浪潮」之名,實際上是虛無的,在香港電影的學術上也未有足夠的學理基礎。當然,今時今日去吹捧一些東西時都是很廉價的,反正又不會有多少人出來指正的。時間過得很快,早幾年爆發中港矛盾港產片都套上了「本土」之名,色情片說自己是本土,愛情片也本土,愈來愈本土之名被濫用。奈何,現在的「本土」電影卻套上了對政治的不滿、就歸類這批剛畢業的青年人、專拍香港故事的稱為「新新浪潮」似乎要製造狹隘的本土意識與構建單一的電影論述。過去老一輩的影人也拍過不少與香港社會、民生有關的題材,但對「本土」的討論一定不及現在多,也許現在香港人看電影的思考只停留在那種政治正確性而放棄了審美觀。又或者審美是一直沒有建立到的。還有一點是因為導演是青年人、想到當中的誠意所以不忍去指出問題。當然這個問題與上面兩位導演無關,只是一切的標籤都來得太易,觀看近幾年的香港新晉導演就會發現「新新浪潮」對社會政治的控訴基礎是不成立的,而且這批導演普遍也沒有一致性、在題材上也是各走東西的。

                       

  電視台認為青年人的電影談政治、談社會就等於「新新浪潮」,同時也有影評人為了寫書貪圖方便而找了十位自覺為「新新浪潮」的導演,如果「新新浪潮」代表本土,代表港產,代表青年,那名單內的到底有多少位早已北上合拍,聚焦本土的題材?事實上青年導演的路也不容易,《一念無明》與《點五步》都是碌盡人情牌、用電影發展基金嬴下比賽的二百萬所拍攝,其中演員與職員不收分文,他們是有代價的。電影的成功是建立在「血肉」的。的確隨著有些老導演,青年人彷彿是多了機會,但他們依賴的最主要是母校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周冠威的《一個複雜故事》(2013)(香港演藝學院)、《點五步》(浸會大學)、《一念無明》(城市大學),甚至因《烈日當空》(2008)而成名麥曦茵也是因老師的推薦才認識到曾志偉才有第一部電影。不吐不快的是當《一念無名》上映時有一些網民竟然因為曾志偉的政治立場而因人廢言,曾志偉在香港電影提拔後輩方面絕對是一個不可少的人物,他是陳可辛的伯樂。《一念無明》是幸運的,因為麥曦茵的穿針引線有比較著名的演員不收分文,二百萬的資本是絕對請不起他們的。而《點五步》在電影上映後就曾經有劇組人員批評義務工作得不到報酬。當電影圈去表揚新晉導演的同時,獎項與認同的背後是辛酸的。

  影圈的新晉導演與往時真正「新浪潮」絕對不同,香港電影新浪潮是源於當時電視界給創作人很多的空間與嘗試,而且這些人多是海歸派,像徐克、許鞍華等等,徐克第一部武俠電影《蝶變》、許鞍華的《投奔怒海》、方育平的《半邊人》、譚家明的《烈火青春》都是不同類型的嘗試,有寫實的、有奇幻的、也有血腥與情色的,比起今天討論的「新新浪潮」裡只是聚焦香港本地政治、社會更多姿多彩與意識大膽,譚家明的《烈火青春》在電車的激情戲份、對日本右翼思想的加入帶著時代與青春的氣息。新浪潮的自主創作只是曇花一現而已,過去幾年香港的確有不少新晉導演,但又有那些人是年青而又自主的?今日電視界已經不再是培養新人的地方,誰會想到無線會再出杜琪峯與韋家輝、《大時代》永不復再。再認真數一下一年裡有多少位年青導演橫空出世?(年紀在三十歲以下,沒有電影圈經驗的。)

  近年在「新晉」導演裡名聲最大的黃修平,在拍攝《狂舞派》時已屆中年、《寒戰》的梁樂民、陸劍青、《衝鋒車》的劉浩良、甚至拿過奧斯卡的許誠毅與楊紫燁都不是青年人,前面幾人都是苦候多年等上位的中年人。黃修平一片成名,但《狂舞派》後的作品《哪一天我們會飛》在票房不是一項保證,早在《狂舞派》之前他已經是一位比較有人認識的獨立電影導演,談獨立電影導演還有《大藍湖》的曾翠珊,但他們的首作商業片雖然得獎但也不能反映本土主題的電影就等於新浪潮。所以這個論述是不能建立的,且這群導演中也欠缺對議題的持續性,也只不過是帶有政治控訴與反映了某個社會群體而已。

  現在用「新新浪潮」去形容新導演也只不過是自我安慰,但新導演就一定是關心社會,這個情況也不見得是絕對,新導演能像過往帶來新的影像衝擊?拿譚家明為例子,他的電影《雪兒》是比較藝術性的、也是帶有一點色情、但在電影的用色與配搭有個人品味,《烈火青春》原先的想法是與尼采有關的。如果要講與本地議題有關的作品,邱禮濤也是一個值得一提的例子,探討少年犯的《給他們一個機會》、講述性工作者的寫實電影、即使是合拍片許鞍華也有關注老人的《桃姐》、《一念無明》的背景在劏房,早在1992年張之亮有《籠民》。其實與社會有關的議題一直都存在,講精神病患者去行兇的《癲佬正傳》(1986)也是一個例子。近年有不少電影都標榜有政治的隱喻,比如說《選老頂》隱喻特首選舉、《老笠》所謂隱喻香港的命運,但什麼是抽水、是低手的,一目了然。故此,用政治去捆綁電影、去定義電影是相當危險的。

  2016年新晉導演的數據為例子就知道「新新浪潮」是很虛偽的,這個定義根本並不成立,用不著一碰到青年人就追捧為現象。去年一共有二十五位新晉導演,其中有幾位是電視劇走出來的,分別是文偉鴻《使徒行者》、方俊華《導火新聞線》、羅耀輝《幸福是我》也是電視台出身的。舞台劇編劇司徒慧焯執導同名舞台劇改編的《脫皮爸爸》、黃肇邦與陳梓桓都是拍紀錄片的青年人,分別帶來《伴生》與雨傘運動的片,也有文學家拍相關的題材。總體來說青年人也只是四位左右。當然這不是在指責什麼,但最重要是不要影響與阻礙青年人的成長,還是需要給他們機會。
                       


  終究,拍好電影的本源是要歷練,有想法外更需要實行。拿金像獎最佳電影的《樹大招風》為例,三位導演也不再是某個年齡層的青年人,他們是少壯派吧,為了一個劇本磨了多少年?他們幸運的是有銀河映像的支持與培養,有好成績絕不簡單。至於近年的熱話《十年》至多可稱為它是偏鋒一點的作品,也稱不上是什麼一鳴驚人的作品,作品完成度還是不高。《樹大招風》的三位導演由參加鮮浪潮到成名走了起碼十年的路,不過鮮浪潮的作品也是參差不齊的,但總有苗子也當中出現。除了三位外也有《過界》(2013)的劉韻文,電影界有新血畢竟是循環的,但一部電影後如何有第二部、延續性往往更重要。假以時日,或許我們會從這些比賽的得獎者與作品中會產生真正的「新新浪潮」,至少現在還不是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