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勝的《賽德克巴萊》帶起了台灣原生態電影的熱潮與關注，對台灣歷史與棒球有興趣的建議去看《KANO》，當中的球隊嘉農是一支由原住民、日本人與漢人組成的隊伍參加甲子園的比賽。對於台灣的原住民，也許會比較熟悉阿美族的張惠妹，一般人認識台灣也不會特別留意到少數族裔。然而，近幾年台灣的電影界冒起了對原住民電與當地文化的議題，當中代表台灣角逐奧斯卡外語片的《只要我長大》(2016)就是一部有關山林與原住民家庭的電影。《太陽的孩子》(2015)也是一部與原住民有關，面對城鄉差異與土地議題而成的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直視原住民的身份認同與面對的衝擊。「原住民」在蔡英文上任總統後成為受關注的社群，過去西方國家也曾對當地的原住民迫害與要求他們同化，加拿大的印弟安人(北美原住民)道歉，雖則在卡加利的愛民頓一帶有不少從事性工作的原住民女生被失蹤被殺，當地的警方冷待事件。道歉與真正的實行政策、人文管治是兩回事，原住民本應不用從事性工作，但他們的學歷與毒癮的緣故在社會無法容身，此外以白人為主的歧視至今仍牢牢的存在。早在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向原住民道歉前，澳洲早就向當地的原住民道歉。加拿大、澳洲與台灣政府曾對原住民強行同化，認為他們是蠻族。而蔡英文上台後主張和解，和解與真正實行原住民祖先的生活還是會有距離與落差。《太陽的孩子》在金馬影展獲得觀眾最喜愛的電影，亦在金馬獎獲最佳原創歌曲獎，所反映對原生態、對土地的議題值得華人社區借鑑。
不只是一個故事
《太陽的孩子》這部電影背後有很多故事，最主要背景來至兩件事必須要知道它的創作背景，分別是紀錄短片《海稻米的願望》與「封冰箱」事件。電影的其中一個聯合導演兼編劇勒嘎．舒米的漢字名字叫王亞梵，2011年退伍後的他回到藝術家母親舒米如妮的部落，看見母親為復耕祖先的梯田，修復水圳而開始拿起攝影機拍攝。《太陽的孩子》相對是一部改編的電影，有故事性，性質卻無分別。就是部落裡相對年青的人有著復耕的夢，不希望讓土地荒廢，重建梯田的面貌。電影的主人翁因父親生病的緣故而回到家鄉，看著勞苦的父親有著一顆熱心，因而把責任放上身。而故事的主人公一直在外面都棄用部落的名字，改用漢字，在她向外人推銷復耕計劃時她提到自己部落的名字，找回自己原生的名字。對於在《海稻米的願望》裡還用漢人名字的勒嘎來說，故事的主人公與他一樣也找回了自己的名字。這部電影已經不再是單純是個人的電影，而是一個民族的人如何面對未來，如何為自己爭取一點東西，保留自身的文化。
部落的命運．土地的情義
一片荒廢約二十年的土地如今淪為廢墟，雜草叢生。隨著部落的青年人離開到城市居住與謀生，部落只有老年人為主的。也隨著旅遊業與相關的發展，那些阿美族祖先留下的土地正在被破壞。與此同時，戲中的一家人也面對自己的挑戰，父親生病，女兒到底要留在部落還是回到城市？小女孩因家人的緣故與村中的小孩有磨擦，到底家人應不應該為理想堅持？城市與部落還是有距離，到底在部落還可以做什麼謀生的事？小女孩在旅遊業的帶動下加入跳舞賺錢，可是中國對她是很遙遠的。這家人也面對醫藥費的問題，剛好有發展商要來收購部落的土地，而村民對此意見不一。一個部落只有老年人，賣給發展商雖然可以撈一筆，可是永久失去祖先留下的土地，破壞自然風貌。對此他們應該如何處理？
另一方面是曾經發生過有關土地業權的糾紛--「封冰箱」事件。原住民在八十年代未可以申請自身的土地為保留地，具有不可侵害權與使用權。可是在1994年花蓮政府將這些土地撥歸東部海岸風景區管理處，並遺失了村民的文件。變相部落村民失去土地的使用權，於是村民開始抗爭。這件事融合在電影裡頭，政府要在某片種稻的土地興建停車場，而村民到鄉公所查閱土地文件時不獲正義的處理而產生一場村民與政府對業權的抗爭。主角的女兒一人力抗推土機難免會有對中國某件歷史事件的想像。
在電影裡村民最主要是用家鄉話作溝通，主角的父親對祖先的土地有感恩之心，並不希望被破壞。從荒廢的土地漸漸修復水圳，開始種稻米然後收成，除了耕作外，阿美族人還有捕魚的傳統。在電影展示了阿美族人純樸而簡單的生活以及新一代對部落的看法，在蔡英文道歉後原住民的青年就提出了過去政府對部落政策的不善之處，不容許他們保留自身的文化與語言，漸漸失傳中。在電影裡的小女孩與其他城市的孩子有所不同，她在部落出生可是她的未來很矛盾地說是在城市，她要面對城市的競爭。現在時興講「可持續發展」，女兒知道在部落不會賺大錢、甚至連養家也會有困難，但畢竟那裡是自己的家。這種「可持續發展」是旅遊業與周邊的發展，要做到與農業共生。如今在網上可以買到農民所種的稻米，也是一種生意。《太陽的孩子》與接觸的台灣商業電影不同，雖然這是部獨立電影，關注的議題也是社會被忽略的一群人，由開始講到太陽花運動缺少原住民的聲音、這種關注原住民的權益也是少有的。此外，全片的演員都是原住民，做到真正的「無添加」。或許電影有些情節過如煽情，但不失為一部值得看與理解當前台灣的新銳作品。
遙看香港與台灣的距離
近幾年香港也屢屢出現土地爭議與面對城市發展的對衡，從菜園村衍生八十後的運動，到近年東北發展與橫洲，社會出現大型抗爭。香港影人賴恩慈在2011年拍了短片《1+1》並其後延伸至長片《N+N》，奈何電影是相當的失敗，只是將對農村的生活浪漫化，著重一小撮人的理想生活而不能與城市人環環緊扣。《太陽的孩子》裡族人面對的問題相對複雜得多，多了祖先與族群身份還有過去黑暗的歷史，台灣對本土的意識畢竟較強。賴恩慈的電影集中在知識份子困在象牙塔、困在想像中並不到題。《太陽的孩子》在真人真事的背景下有更大的說服力，在香港無論是社運還是電影最失敗的是往往那些運動的領袖都喜歡對外人說「你們不知道村民在想什麼？」，漸漸社運放棄了有心加入的人，有些議題變相局限了其他人的話語權，真正令到村民被孤立。台灣的村民相對自身的團結，不依靠外人助力而站起來，展示了團體的決心。現實是社運從來都不能假手於人。《太陽的孩子》對中國威脅論的反映正是台灣社會目前遇到中資的威脅，而香港的電影對政治問題避重就輕，忽略這個重要的議題，無法讓觀眾與電影有進一步的拉近。雖說電影人無責任要回應政治問題，但當你要拍這種環境議題、想市民大眾關注的議題就不能不滲入一點，也不能不展示導演自身的世界觀與想法。遺憾的是香港電影在這方面「離心力」是很重的，拍社會議題的電影不是就議題取勝，而是真正走進群眾。
《太陽的孩子》成為台灣觀眾的所愛是必然的，這帶出了他們對台灣本土、歷史、文化的愛護，也為新一代人有所寄託、把希望的種子、平權的種子延伸下去。至於香港目前還未有如此「接地氣」真正反映村民、反映環境發展與保育的電影，電影是可以影響群眾對社運的看法，這是息息相關的。從反高鐵的熱情到如今市民冷待橫洲，甚至網民戲謔朱凱迪在橫洲事件的態度猶如麥迪文在《騙地謊言》(Promised Land)一樣，當村民要求不遷不拆，而朱議員並不認同他所需要幫助的人時，村民的利益永遠都被出賣。真正愛護環境並不是說說花花草草就可以，更多的是對於本土意識的建立、對歷史的尊重與熱愛這片土地，重點是政府與民間有什麼可以幫助到務農的香港村民復耕與培養下一代人才，實行可持續發展。無奈地說，從人種的抗爭方式與電影方式的表達上，香港與台灣有一條無限遠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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