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二零零七年亞洲文化協會就曾經播放過由中國紀錄片導演周浩的《高三》，最近華語紀錄片節過後主辦單位推出「月影計劃」，每月都會在藝術中心選映一些華語的紀錄片，而一月就再次選了《高三》為播放的對象。每年一到內地高考的月份，網民就會調侃、形容高考是史詩式的悲劇。分數夠，自然進到理想的大學，分數不夠，就自然要重讀或要到別的學校。目前在中國大學入學率約為七成，但大多數都是私立或民辦的學校。內地當局就教育產業化推行了分級的制度，成績最優異的學生自可入讀「211工程」與「985工程」的學校名列。周浩的《高三》可堪稱為最平常卻又最真實的中國現象，導演走進福建的一所高中紀錄高三學生的學習生涯。在整年期間學生有如接受軍訓式的生活，學生的書桌上滿是沉甸甸的課本，在一整年的學習生活裡，學生的生活就只有讀書、讀書與讀書。在班上就有幾個要重讀的學生，他們都深明一個道理，就是要不昔一切考上大學，決不讓自己再失手。有人已經重考第三次了，當夜幕低垂時，影片中的學生依然在班房裡背書，拿著課本死看硬看。他們就像一個機械人，沒有了思想、更沒有了青年人應有的活力，更甚者沒有了家人。去年，當高考完結後新聞報導中有兩個考生就在高考期間痛失了摯親，親人為免影響考生的心情故一直隱瞞至高考結束後才公佈消息。令人看得心痛的是，一個考試竟然可以凌駕在人命之上。在周浩的紀錄片中，家人為了讓孩子好好準備考試就安排食物給孩子，甚至送到去學校。或者這種白天等黑夜，黑夜等白天的讀書生活，我們不太會感受到當中的痛苦，香港的學生無論再多壓力也懂得自我的調和與放鬆。但內地人本有的心態就是看見別人還在讀，如果自己不讀就會感覺到很「蝕底」。
老師鼓勵學生只要過去高考一切的事就會變得順暢，上到大學自然猶如天堂一般，高三的那一年不少內地人都稱為「沒有自由的一年」，一整年盲目的讀書，分數顯得重要，黨性如是。在這條農村裡，學生的家庭都不是特別富有，就只有讀書才能給家庭脫貧。整個班級約有四十多個的學生，在片末特別提到學生的發展，能夠讀到所謂「一本」的學生只有寥寥無幾，其中更有十多個需要重讀。在內地就有一個觀念，只要能進大學就可以光宗耀祖，那怕是什麼的「野雞大學」。從周浩的影像裡，我們所看到的只是前奏，高考也只不過是「頭盤」，學生最終真正要面對的並不是考試，而是社會。
如果說周浩的《高三》是有關大學前的教育紀錄片，那倒不如也看看有關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的紀錄片，以作更深入的對比與反思。在第一屆鳳凰衛視紀錄片大獎的候選作品中有內地導演貟子劍執導的《畢業後的大多數》，影片聚焦的是西安城裡的大學畢業生，了解他們在畢業後的生活與就業的情況。有人曾經是校內的一等畢業生，工作上每每碰壁，淪落到街頭賣字畫，生活並不如意。年輕人在畢業過後走進了自己的新生活，有人依然要離鄉別井，有人則住在小套房裡，即使生活再潦倒、再迫人，他們都要欺騙父母，免得他們擔心。幸運的人，有些受訪者能過上比較合理的生活，有零錢給家人寄寄家用，又有些人的薪水微薄，生活足襟見肘。
拿著大學的畢業證沒有使他們特別走到什麼的好工作，此時更令筆者想到香港的梁碩士，畢竟工作與學習是兩回事，高學歷的人失業在香港變得普遍，往往有些學生一畢業後就立即要進修多幾個學位，深怕輸在起跑線。到頭來理想與現實不相乎，期望太高，卻跌進了谷底。俗語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在今時今日已經與時代嚴重的脫節，今日的社會要求的是「經驗」，要有待人接物、獨立處事的能力。曾幾何時，筆者見過一份工，其中一位求職者要媽媽送到公司裡面，又見過一些求職者在見工途中拿出手機觀看。何時我們連尊重別人與尊重自己的能力也沒有。故此，書讀得再多也顯得一無事處，今日的大學生再不是以前的天之驕子，而應該重新學起，面對社會的現狀。很多時候，學歷再高尚也得要看人格的魅力。認識有些人較幸運的是未畢業之前就有父母為他們張羅，拉關係，讓子女得到一份工作。有些網民就戲言「成功需父幹」，教育產業化得以維持，且百花齊放就要靠家長的支持。
在陳曉蕾的一篇專欄就引述到她的一位受訪對象講到「在家教學」的問題，其中受訪者講到「即使女兒讀到大學也未必找到工作，何必要迫她讀大學。」這位家長有的是先見之明，的確沒有家長的推波助瀾，資金的支持教育產業又何來變得五花百門，大致上內地的情況與香港的差異其實也不大。內地的民辦高校就有如香港的TOP UP、副學士。學生為了爭取入正規的學位，扭盡六壬，不昔投放大量金錢與時間，有些個案花了七年終於由毅進生一躍而升為學士。要講到為何中國人要花盡金錢硬都要把子女送進大學，原因主要是為了面子，即使子女不是讀書的材料也推子女進父母所謂心儀的學科，不只是父母，朋輩的壓力也能阻礙年青人對選科的決定。
陳為軍導演在《出路》(收錄在紀錄片《點解會貧窮》(Why Poverty)中)的鏡頭下記錄了三位角色完全是不同的小人物，一個是民辦高校導師王振祥；工作性質就如推銷員一樣，目標是農村的學生；一個是剛畢業的大學生萬超；走進社會試嘗人生百味，只為能在異鄉養活自己。最後一個是剛高考放榜，考得並不如理想的小女孩王盼；周旋在父母的期望與對前路充滿掙扎。影片把三個人不同背景的人放在一起，讓我們在他們的角色看教育所帶來的問題。先從民辦高校導師先說起，美其名是高校，實際上是一間公司。在介紹會上王振祥振振有詞的向家長與學生說著修飾過的言辭，說什麼要讓孩子對知識要有渴求。在投影片裡那些具廣告效力，介紹校舍有多完善的圖片卻沒有一張是真實的。連他自己也講到像這種的高校，在師資上根本就沒有認證，任何人在某行業工作一段時間就可以升格為導師。背後不但反映出教育局並沒有充分的規管課程，更帶出文憑學位的氾濫就是有不良的經營者背後欺騙無知的群眾。
王振祥在紀錄片中笑稱自己有「人鬼之分」，他一方面不忍心欺騙貧農，但另一方面卻要保住自己的飯碗。最終他自食其果，不僅文憑沒有認受的價值，連帶工作也不保值。老闆隨手就開過另一所新的學校，就這樣學生就要轉到別的學校，員工也要重新找別的工作。不幸的是片中的小女孩王盼與王振祥扯上了關係，王盼在高考考得不如理想，在重讀與升上「三本」大學之間，她選擇了讀王振祥所工作的那一所學校，導演就紀錄了她在過程中的取捨與抉擇。可以一看的是王盼母親在事件上的反應，她既理解女兒的考試成績，但她卻要女兒考上所謂的大學。在抉擇過後，她在鄉間大宴親朋，向鄉里們借了女兒的學費，送走了女兒。對於農民來說，讀書脫貧論根深柢固，但到頭來卻苦苦的被騙了。有如王振祥所說教那些農村學生電腦知識根本是沒用的，你有你邊上說，他們有他們在講台下做自己的事情。
這些的高校稱學生一畢業後就會有工作，但實際上的操作就是把學生賣到指定的公司，彷如外判制度一般，賣他們到與學科沒有關係的公司當廉價勞工，讓他們在別的城市生存。當家長聽到「工作」說自不然對學校放下戒心，一條龍服務相對稱心。每每這些的騙案不但苦了一群學生，更苦了家長的付出，望子成龍的路並不易行，但偏向虎山行。在教育制度下，讀不成書的人自不免少了機會，但讀得書多也不代表有機會。王盼最終離開了家園，走進王振祥的那所學校，奈何學校的老闆人間蒸發，最終王盼找到另一間學校修讀工程造價。而她與王振祥的命運也起了變化，王振祥失業半年最後找到做網絡保安的工作。
在教育產業化的今日，不論是香港還是內地都出現了相當的受害者。我們要想的是教育的根本到底是為了什麼，當今日的教育事業淪為只看名利、升學率、成績的時候；當補習明星的TALK SHOW大行其道之時，對知識、對社會生存技能的重視、對創意的啟發都變得不再重要。常常有人戲稱「港孩」是「高分低能」，不能自理的時候，做家長的恐怕要反省自己是否過份照顧。當街上看到幼稚園的小孩被迫背誦複雜的英文生字時，我們要想是不是扼殺了他們的童年。當二十來歲的副學士學生苦苦要升讀大學學位時，我們又是不是要去想要幫助他們的方法有很多，盲目的讀上去也未必是一條合適的道路。
萬超的故事可謂是大學畢業生的一面鏡子，工作機會有是有，可是試工卻屢次不合格，相信不是他質素的問題，而是「人夾人緣」的問題。不是少年不知愁滋味，而是社會上往往對向上流的青年諸多的批評。他在工作上遇到委屈，一次又一次的碰壁，看得筆者身同感受。家人當然希望孩子有一份工作，但始終兩代人的觀念、態度都不一，難免有口難言。青年人希望向外闖一闖，但父母一輩卻要求孩子要穩定，順著別人會做的一條線發展。但事實上，青年的結構性失業比比皆是，特別是社會上的僱主看準青年人沒有多的經驗，又要挑剔。何處是出路？
陳為軍導演--《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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