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應亮這個名字是從五月開始，當時報章中報導有內地的中介人要求韓國全州影展停播《我還有話要說》和賣下其作品的版權。接下來更有上海的公安人員到香港與應亮導演見面，更威脅他會騷擾在內地的家人。未看電影之前，看了一些關於電影的報導，有報導提到為了拍一部電影，導演就犧牲了他的自由。離他在香港的簽證到期日漸近，應亮依然十分豁達面對，甚至不畏懼的說即使要回去關上幾年也願意。走進戲院，再聽聽導演的一番話，《我還有話要說》所拍的目的不是為了控訴什麼中國法制的不堪，只是導演打從心底上感覺自己與事情是有一定的關連。在地理位置上，小時候的應亮曾到那裡做功課，家裡有親人在那裡工作，而在楊佳案發生後他看到滿街的人在討論，感覺事情是與自己有關的。
創作源自真實事件
導演的拍攝動機可謂是從自身的角度出發，他講到自己的創作路到了樽頸位，對創作不再熾熱。剛巧楊佳案使他重新思考電影的未來，從頭到尾《我還有話要說》只是一部劇情片，有些內容只是虛構，並無意刺傷中國體制。似乎是上大人自作多情，凡所有與官大人意見不合的東西都要誅之。公安曾對應亮講過影片傷害了遇害公安的家屬，同時案件與事實不附。一切都罪名都推在楊佳的身上，然而可憐天下父母心，他的母親王靜梅與一眾內地網民均認為楊佳是無罪的，甚至稱他為「英雄」。
零八年轟動一時的楊佳案至今仍未得到平反，應亮在影片上主要從楊佳的母親王靜梅身上出發，描寫她在兒子被起訴後至死後的心路歷程與變化。在影片的開頭，導演利用到網絡上的圖片與文字簡述了楊佳案的來龍去脈，好讓觀眾走進案件的當中窺探真相。而在整個拍攝上導演講到他與真正的楊佳母親一直有著一份疏離感，始終他認為這部電影不是紀錄片，不是要挖掘什麼的真相，這只是一部有創作成份的電影，剛巧用到真人而已。惹上一連串的是非使電影無意中加入了禁片之列，在導演的分享會上他提到他的同行友人們打算在南京的獨立電影節中放映《我》片，起初公安機關的禁片名單中沒有他的名字，還以為可以播放。豈料，公安後來得知有這部片子便下了禁令。應亮透露到他的友人都在電郵中對他說希望他多點時間在外邊，不要那麼快回國，言詞相當的嚴重。
珍惜看電影的自由
如應亮所言，香港的言論自由是應該守住的。眼見不同背景的深紅人士發表言論妖言惑眾，行政長官以行政手段試圖破壞立法機關等等的事情正在我們身邊發生。幸好，香港的電影節尚未到自我審查與官方審查的地步，有幸在華人地區看到此片，實在是我們的幸運。也幸好的是，香港亞洲電影節並未受到內地官方的阻力與打壓，使影片順利的放映。作為一個觀眾，更應該明白的是能夠看電影在某程度上仍然是一種自由。
陰暗面的構成
回歸到電影的討論，《我還有話要說》獲得了韓國全州影展的資助，全片用了約三十萬的人民幣拍攝，所以能請到較專業的演員與拍攝團隊。應亮談到以往的作品從置景到場務都要自己親力親為，這一次在實務上的工作量雖然是減少，但事實上在拍攝的構思上增添了無形的壓力。首先是與王靜梅的關係，題材雖然是以她為主，但卻有加上了應亮個人的體驗作為對電影增潤的元素。比如說，寄往監獄的衣服有什麼的規矩，還有的是王靜梅與小孩子對話的內容等等。
整套電影只是用了六天的時間拍攝，但一點都不欺場。誠如導演所說這部電影是一部「悶騷」的東西，無論是電影的色調、整體的氣氛都充滿著重重的抑壓，一個母親，一個愛護兒子的母親在這件事上被推至由官方設定、擺佈的角色。兒子被捕後，她被強行送至精神病院，他們替她換上了別的名字，關了足足一百四十三天。出來後，她一直為兒子寫抗辨書，她要直訴。她擔心兒子的生活，但沒有人告訴過她兒子是怎樣的情況。王靜梅的無奈、無力、都使她無所適從。她沒有想過上一次見到兒子就是一生人的最後一次。
影片不是什麼大鳴大放，開宗明義要申訴的電影，《我還有話要說》最基本的是談親情。我們每個人都是別人的兒女，與自己的父母有種密不可分的親情，楊佳案是一個時代的悲劇，然而我們看到王靜梅作為楊佳最親密的親人，她相信楊佳是個心地好的小孩。他會為遺失電話的人送回電話，他是媽媽最愛的小孩。在陰暗的燈光與中景之間，電影襯托出陰暗面，步向楊佳的死刑，母親的崩潰，相當的殘忍。在最後一幕飾演楊佳母親的演員耐安背向鏡頭撕掉一頁頁的日曆，日期停留在11月26日。彷似看到一個巨人要倒下來，而她在楊佳死前也沒法守護著他，心裡滿是罪疚。
每一個場景、鏡頭都是細緻的，透過對話帶出楊佳生前是個怎樣的小孩，帶出王靜梅在面對此事的窘局，當然也包括對司法制度的不堪。影片中人每每都是蒼白無力，小人物沒法扭轉自己的命運。法律不是用來保障公民權利的，中國憲法只是用來傷害人民的。戲裡戲外，同是被剝奪人身自由的故事。每逢節目，王靜梅都會把食物放在楊佳的遺照前，兒子的肉身雖已不存在，但是她仍感覺兒子在她身旁。她仍在堅信，楊佳不會做出這樣的事。
文/Doro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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