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愛同行】《平常心》(The Normal Heart)對抗愛滋與污名化

每年12月1日是世界愛滋病日，最近港台的目光都放在同性戀與同性婚姻身上，最主要是台灣的同婚議案將會二讀通過，恐同的人士與基督教教派就很擔心香港會步向台灣的路。在剛過去的香港同志遊行，在網絡上就有反同人士說同志有多嘔心，其實同性戀是不是道德的問題已經討論到厭煩的地步，同志不同志也好都不應該將自己的想法放置在他人身上，與其這樣為了得到別人的認同而為別人而活，這樣不是太辛苦了吧。再者，最近TVB劇集《幕後玩家》裡提到主角疑似染愛滋病而輕生就觸發到衛道之士的神經，立即批評劇集將愛滋病污名化，後來還提到了對抗愛滋有很多的方法，不應該將主角推向絕望與滅亡的邊緣。而事實上關注愛滋的人不會忘記，曾幾何時有個帥哥同志醫生連化驗也不能在香港做，在豪宅了結生命，再多的正能量也抵不過病發時或者死後如何被社會捨棄。這件事印象十分深刻，雖然公眾明白到愛滋病是通過性行為、血液、母嬰而接觸到，但這件事後醫管局要連絡「受影響」的病人，這些病人的主治醫生就是死者。在香港對愛滋病仍然是有歧視，曾經看過病人去急症室被冷待的文章，而在社會上有多少病人會「出櫃」？就是因為害怕所以他們該有的利益而被忽略。故此，劇集只是一面鏡子，自殺對每一個人來說也是選項，不論主角有什麼的病痛，再者它也只是一部劇集也不用如此的認真與扣上污名化的帽子，這樣實在太辛苦了。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世界愛滋病日看HBO的電影《The Normal Heart》(2014)的確帶來不少的反思，特別是對同志運動也有一定的作用。電影譯作《平常心》也有特別的意義，就是愛滋病與同志也只不過是普通人，看電影之前或者連著兩部紀錄片一齊看會更加感受深，第一部是《We were here》(2010)、另一部是《How to Survive a Plague》(2012)，兩部紀錄片的時代背景與訴求都是講述八十年代愛滋病對同志運動的衝擊，紀錄同志群體面對的生離死別。而《平常心》的導演Ryan Murphy也是一位同志，電影改編至東尼獎的得主以自己為原型寫下這個最好也是最壞的時代。

  主人公Ned在這個紛擾的時代眼見同志社群受到疾病的威脅而成立同志健康中心，同時也呼籲政府要注視這個疾病。在過程中遇到真愛Felix，然而無論是平權路還是愛情路也不容易，在組織裡因強硬的作風而被捨棄，在社會因同志身份而被標籤，愛人與朋友一個一個的消失、政府對病況視而不見。從1980年到85年，死了四千人。最好的時代是羈絆，最壞的是別離。而這部電影的妙筆之處是通過朱莉亞羅拔斯飾演患有小兒麻痺的醫生去帶出「小眾」與在疾病面前「平等」的話題。愛滋病在當時被認定為一種同志所會有的「癌症」，而醫學界、政界面對突如其來的疾病只有採取隔離、不接觸、不理會的態度，面對未知的環境同志需要盟友，而在電影裡從建構組織一步一腳印做出來，雖然做法未必得到族群的認同。

出櫃．性解放？同運的分歧

  同志運動的主體理所當然是同志自身，你要別人認同，想人注視就必先出櫃。然而對於一眾養在深閨的同志，出櫃卻是自身考慮的問題。出櫃就自然會有犧牲，也不是人人都有勇氣，首先要面對與家人的關係、工作上、朋友間、還有社會的輿論，戲中的同志也並非如NED一樣大方接受、敢愛敢恨、就連他的哥哥心裡也未必接受到弟弟的性取向，只當他是特別的存在。同志並不乞求同情、特別的對待，而是平等。戲中的角色有軍人、有政府官員、他們在工作上也不能隨便出櫃，一來是有沒有這樣的必要，二來是無論如何也會改變當前的狀況，而即使美國有同志婚姻也一樣會恐同。起初奧巴馬政府也不支持同婚，但最終最高法院還是通過了，首先要站出來，但別人不站出來也不能多怪，因為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主人公NED在傳媒上有迫健康中心的成員出櫃之嫌，讓他們活在恐懼與標籤之中，過去他們在壓抑之中，現在在圈子裡找到一絲的溫暖，不希望自己被公開。總有些人在前線，有些人在後面，NED相對是先鋒但方法用錯了，變成不體恤他人。

  對同志來說性解放是他們的政治訴求，因為有自由。而愛滋病與NED呼籲的要安全性行為得不到同志們的歡心，很多衛道之士也將性解放與同志混為一談，事實上異性戀也是一樣的。不過這部電影也不是渲染同志有多慘情、他們的處境有多困難，而是在於「平常心」去看待一個個體。在同志運動來說最重要是有盟友的支援，但最核心的是社會如何有個較親和的環境去了解性小眾，並不需要「包容」、「憐憫」。在香港的同志運動相對有進步，由最初主辦單位打算派面具到今日連電視新聞也講同志遊行的消息，雖然遊行未必有用處，但起碼表達自己。至於愛滋病患者就更加是小眾中的小眾，有一部份人是同志，但經過科技與醫學的進步有好的用藥與延長生命，另外也有愛滋病人/HIV病毒感染者站出來，而愛滋再也不是不治之症。在電影裡因為無知、因為在醫學上的辯證較少，所以標籤了同志並與之掛勾。而當中實在令人憤慨的是沒有醫院肯收病人、甚至連殯儀館也不願將死者火化。然而，三十多年後的今日還是改變了。

  對於港台兩地的同志運動，要開花結果是需要時間去理解與消化，不能一下子要求更多。對香港來說連最基本保障同志的權益也沒有時，何來婚姻？還是要有一顆平常心去看待事物。在戲中，每個同志都不容易的，由壓抑到孤獨、也有選擇妥協的、自殺的、他們只有在小黑房娛樂場所裡找尋同道，一場瘟疫讓人開始思考生命的價值，FELIX與NED愛在瘟疫蔓延時，一對對戀人分開。在《we were here》的紀錄片中同志通過報章去得知死去的朋友，每星期也有人離開、過了幾年才真正得到政府的資助與藥物。如今特朗普政府上場，美國同志與患者也擔心自身的婚姻與醫保制度，或者這會激發出另一輪的同運，過去有加州的《第八提案》。

  也許這部電影最大的意義是當曾經自殺的NED回到耶魯大學出席同志週，從大學他就一直在抗爭，如今這是他最大的成就。或者當回望昨日，才會感覺到爭取的東西得來不易，前人種樹為後人乘涼。從六十年代美國的石墻運動、夏菲米克的從政與被殺、愛滋瘟疫到近代，一代又一代的價值默默影響世界。只不過最終要改變命運、帶出訴求也是要靠自身的覺悟與付出、總不能只是等待。對於世界上的同志運動也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