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郎是一座大山，阿里郎是心魔；阿里郎是一首歌謠，阿里郎是惡，阿里郎是善；阿里郎是金基德。阿里郎有很多的可能性，它是生命與生活裡的一部份，是觀照世界的一個過程，是發至人性的內心深處。在金基德隱居三年再拍電影並獲得獎項之後，不少的影評人、觀眾對《聖殤》讚不絕口，某程度上難免是有「大師效應」與「金獅獎」的魔力。看過了別的影評，大致上都是千篇一律地重覆著《聖殤》拍得很「金基德」，有時看著這些影評，真的不知道真正的金基德是誰？又或者是論者們都以為自己很認識他？
台灣壹週刊的文字記者房慧真曾經訪問過韓國導演李滄東，無論是他、金基德還是朴贊郁都給予人一種「殘酷」的感覺，李滄東提到觀眾最主要從電影裡獲取的只是對「血腥」的官能刺激，真正內滲植根的意識並沒有感受與領悟到。他們這一代的韓國導演自身對民主運動、對國家的歷史有著藏於心底的表達，從金基德的成長來看，或者可以略懂一二，出生在重工業城市，也不難怪《聖殤》的取景也是在重工業城市裡頭。他曾經從事過各種低下的工作，只有導演這份工作讓他得到別人的尊重。以前的他，可以講是自卑，但當上導演後連拍十五部電影，馬不停蹄般投入創作，無疑讓他感到了窒息。
《阿里郎》是金基德的一人電影，也是他回應世界、回應影迷、回應國家的一部作品。或者我們不應該界定電影是屬於什麼類型，是故事片又好，是紀錄片又好，是訪談式也好。觀眾看到金基德一個人在山頭上居住，過著寧靜樸素的生活，與此同時他的面容衰老了很多。藝術家有時是需要浸淫的，電子說唱歌手Goldie就曾經在工廠大廈住上了三年，期間他望著天花板思考了很多過往與哲學性的問題，最重要的是他能夠從過去中得到了釋放。Goldie能夠原諒那一個拋棄他的媽媽，而《阿里郎》中的金基德，他的停止工作，並不代表他會停步，而是他需要給予自己一些空間。
在片中，他交代到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是從《悲夢》中帶給他的反思，生命能夠在一瞬間枯萎。他需要的是時間，他更需要沉澱一下自己的內心世界。他問「金基德是誰」時，滿口的大罵自己。由此可見，他的內心是充滿著自責，觀眾作為電影的受眾，又會明白到電影的主體嗎？於是，他講到一些難聽的說話，但我們是絕對明白他的感受。從獎項到鎂光燈下，他被大眾稱為了「大師」，於是一有他的作品登場就會被人吹捧，甚至是一面倒的劣評。但觀眾忽略與未能看穿的是在眾多的金基德電影裡頭，他不斷地重覆著自己做人的一套哲學，那就是「害我、他害與被害」的法則。
自問沒有完全看過他的所有作品，雖然也不至於每套都很喜歡，但歸納一點來看金基德的作品裡頭都脫離不了某種的宗教色彩。從佛教、基督教、天主教，最主要是有關罪與罰、因果的論調。甚至從一開始金基德的電影就給予人一種「修行」的感覺，從《春夏秋冬》中飾演僧人的他，寒冬中穿上單薄的衣服，為的是走進心靈裡頭，與佛同生。再者是《慾海慈航》中的少女，一而再經歷苦難。金基德的電影世界裡是很玄的，他從不會平白地告訴你主人公會怎樣怎樣，總是留下一點懸疑，而《阿里郎》中的他同樣如此，是他殺死自己還是殺死自己的電影，這一點就留給觀眾定奪。
他在鏡頭上，時而沉默、時而瘋狂，時而自言自語，這也是屬於他的一種風格，當金基德遇上影子，遇上了自己的心魔，他成為了弱者，但同時是代表了人的虛偽性，當脫下華麗的皮囊後，原來全身也爬滿了蝨子。身上滿是傷痕，需要時間修復，包括他在電影世界的內外面對著背叛與奉承。或者這就是佛家所講的「業」，又或者是聖經裡所講的「試探」，或者電影是一種信仰，是一種毒藥，是他生存的維生品。在電影裡頭，他一直都在重覆著要「做電影」，要「拍電影」，當自己成為對象時，他決意要做一部自己的電影。
無可否認的是《阿里郎》會是金基德電影裡頭中的一個分水嶺，是一部讓他走出迷失，思考到自己方向、人生的一部電影。關於未來的電影路，我們還是給予他一點空間，別再把獎項與他的個人能力掛在一塊去了。當我們看著金基德的電影時，不妨驀然回首一下，他仍然是大家帶著不同理由而喜歡或討厭得要死的人。
文/Doro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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